“吳建紅仍然在失學，他已經到外地打工去了。”6月15日，貴州省安順市西秀區教育副局長饒茂林向筆者感嘆普及義務教育之難。自西秀區對下轄的寧谷鎮“兩基”(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達標工作進行整改以來，將近兩個月過去了，他們苦口婆心地勸說吳建紅回到學校讀書，可是，結果竟然還是這樣
。
區教育部門為什么這樣關心鄉村孩子吳建紅的就學情況？那還得從寧谷鎮“兩基”達標工作中的造假行為說起。
2003年底，當16歲的吳建紅失學成為放牛娃時，他沒想到的是，在寧谷鎮為迎接“兩基”達標檢查而制作的文化戶口簿上，他是一個24歲的成年人，已經小學畢業十幾年了。
其實，寧谷鎮里板村的吳建紅只上了3年小學，之后由于家庭貧困一直失學。而且，像他這種情況，在寧谷鎮并非一例。然而，吳建紅這些失學孩子所在的安順市西秀區，卻通過了貴州省的“兩基”達標驗收。同年，在教育部公布的第十批“兩基”達標縣(市、區)名單中，寧谷鎮所在的安順市西秀區也在其列。
被改的文化戶口簿
在這個山區小鎮，“普九”要過關，小學適齡兒童的入學率必須在98%以上，初中適齡青少年的入學率要達到95%以上。而對于這兩個指標，寧谷鎮早在8年前就通過了安順市的驗收，成為了安順市的“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鎮”。
為了更上一層樓，迎接貴州省的省級檢查，2003年底，寧谷鎮為全鎮的3.6萬人重新編制了文化戶口簿。文化戶口簿以村(街道)為單位，裝訂成冊。上面以表格的形式記載了每個村民的出生年月和文化狀況，誰家的孩子上沒上學，翻翻文化戶口簿就一目了然了。同時，編制文化戶口簿迎接上級檢查，也是全國許多地方“兩基”達標工作的重要內容。
筆者翻開去年編制的寧谷鎮龍潭村的文化戶口簿，看到了張小明和張小珍兄妹倆的名字，在文化戶口簿上，他們分別是1999年和2001年出生的，在去年“兩基”達標檢查時，他倆分別才4歲和兩歲，都不在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適齡人口范圍內。
然而，當筆者在村里找到張家時，張小明和張小珍的叔叔張貴生介紹，兄妹倆去年其實分別已經11歲和9歲了，現在是否在上學，根本弄不清楚。而根據我國《義務教育法》規定，7到12歲的孩子本來都應該在小學課堂里念書，但在文化戶口簿上，這兩名孩子卻成了學齡前兒童，上學問題從根本上就“解決”了。
此外，通過調查走訪和向家長核實，筆者還發現，在文化戶口簿上，1989年出生的李玉秀被改成了1980年，不僅一下長大了10歲，從初中年齡段的失學少女一下子變成了成年人，而且還從家里的老三一下子變成了老大。同時，失學兒童李小麗和羅鑫在文化戶口簿上還被編造了假的學習經歷，“轉”到外鄉鎮去學習了。
歸納起來說，寧谷鎮“普九”造假的手段主要有三種：第一、將小學年齡段的孩子年齡改成學齡前兒童；第二、將中學年齡段的孩子年齡改成成年人；第三、給一些不知去向的“普九”年齡段的孩子編造虛假的在外地的學習經歷。
如果光看文化戶口簿，根本就發現不了這些在“普九”年齡范圍內的孩子失學了。
筆者在寧谷鎮找到了龍潭村文化戶口簿的填表人之一李仁信，他當時是龍潭小學的校長。李仁信承認，文化戶口簿造假是在鎮教育辦公室的負責人組織和安排下進行的。筆者為此查閱了龍潭村文化戶口簿的原始記錄，發現在李玉秀“89.7.13”出生的原始記錄旁，用鉛筆明確標注了“調80.7.13”的字樣，像這樣標明“調”到某某年份的地方，在這本文化戶口簿上很容易還能找到好幾處。
針對筆者在文化戶口簿上發現的幾處錯誤中涉及的年齡問題，寧谷鎮政府給筆者的書面解釋是：第一、農村一般以陰歷和屬相記錄人的出生時間，中青年教師不會推算，因而出現年齡錯誤；第二、個別家庭祖輩對孫輩的出生時間記憶不清，回答時有較大誤差；第三、個別教職工素質差，給他們講如何計算年齡時，一聽就懂，一做就錯；第四、由于“兩基”達標工作時間長、任務重，且不分白晝地長時間抄寫，出現了個別筆誤。由于上述原因，造成年齡不實現象，不屬于主觀行為。
既然文化戶口簿漏洞百出，可省、市級的檢查又怎么能讓其過關呢？
寧谷鎮主管教育的副鎮長張勇告訴筆者：2003年11月初，省教育廳和市教育局組成的聯合檢查組只對寧谷鎮進行了面上巡視，就完成了檢查。所謂面上巡視，就是僅僅翻閱了文化戶口簿。
今年4月15日，寧谷鎮對“兩基”達標開始整改。龍潭村和里板村的責任人也已經找到了，他們分別是龍潭小學的原任校長李仁信、里板村小學的原任校長楊發明。寧谷鎮發傳真告知了筆者處理結果：“對直接責任人李仁信、楊發明給予行政記過處分，鎮內各校永不聘用。”而據筆者了解，這兩位老師早在“兩基”達標工作完成后的2003年11月，已經因為計劃生育問題被開除了。也就是說，為了表明態度，寧谷鎮把已經行政開除的兩名“責任人”又處分了一遍。
普九難，就有理由造假？
筆者手中有一份貴州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導室、貴州省教育廳聯合下發的文件，文件下發的時間是2003年8月1日，此時離“兩基”達標的省級檢查還差3個月。
這份文件指出：西秀區“目前初中階段毛入率為92.96%。離驗收標準相差2個多百分點，務必在9月底前提高到95%以上”。
文件下發時正值暑假，文件中提到的95%又不容商量，要在3個月內提高2個多百分點的入學率，似乎只有編造文化戶口簿是最簡單、最可行的辦法。
同時，對于當地干部而言，“兩基”達標在許多地方已經納入了社會經濟發展的總體規劃、納入了目標管理責任、納入了黨政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兩基”達標對干部而言，顯得事關重大。安順市西秀區教育局副局長饒茂林說：當地老百姓總結了“兩基”標達中的干部責任，說“‘兩基’不過關，鄉鎮干部一鍋端”。
但“普九”達標對地方干部來說，就一個字：難！寧谷鎮教育辦公室副主任陳國棟深有感觸：“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在寧谷山區的最大障礙在于孩子家庭的經濟困難。”6月15日，他給筆者算了一筆賬，義務教育階段的花費在寧谷主要有兩項：第一項是雜費，全年收取20元；第二項是書本費，全年收取50到60元。對于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那20元雜費，學校分別采取了緩交、減交和免交的政策，而對于書本費，只對極少數特別貧困的學生才予以減免。即使這樣，還有學生家長以經濟困難為由不把孩子送到學校念書。
一位教育界人士對此進行了分析：首先，查清“普九”適齡人口難。第一，農村富余勞動力涌向城市，其中不少是拖家帶口，離開農村的孩子是否還在上學，村里一般無從掌握；第二，農村超生戶的一些孩子根本沒有申報戶口，成為“黑人”，村民常常會向入戶調查人員將此隱瞞；第三，由于涉及到計劃生育問題，調查者即使進行了準確的入戶調查，個別地方政府也不會如實上報這些適齡人口，這樣既暴露了計劃生育問題，又增加了“普九”人口的基數，增加了工作難度。
其次，說服教育難。農村孩子輟學，最常見的原因是家庭經濟困難或本人厭學等。家庭經濟困難，政府資助資金有限；孩子本人厭學，動員復學更不容易。
此外，由于受到自然和經濟條件的限制，山區的學校布局在有些地方不盡合理，上學最遠的孩子離學校有6公里山路，上學、放學一次就得走兩個小時的山路。這也成為一些孩子失學的原因。
編輯 張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