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分時分，喜逢國慶五十五周年前夕，北京的天晶亮亮的，踩著黃沙沙的秋葉，走進地
安門大街的一個部隊大院，正向警衛打聽著作家莫言住哪兒，左邊窗上莫言
已伸出腦袋在叫喚我的名字。
剛從美國返京的莫言，睡眼迷蒙，時差還沒有倒過來，因為我當天要離京，他只能在夢境狀態中接待了我。
這就是莫言的家，既不豪華，也沒有我想象中的書卷氣，簡潔、樸素得如同很一般的平民百姓家。他和我面對面地坐在一張吃飯桌旁，因為小小的廳里沒有沙發。
莫言說自己是一個不善交際的人，在文壇混了二十多年，也沒有幾個可以談文學的朋友。盡管這幾年莫言在海外成了響當當的得獎專業戶，已經出版的外文譯本有四十多種，今年正在翻譯當中即將出版的也有十幾種，但他始終躲著媒體活得很低調。今年年初“筆會”曾計劃發表一位浙江作家寫的莫言印象記，莫言知道后堅決地拒絕了，他說：“我還是用作品說話吧。”事后莫言用送書的方式向我道歉，書的扉頁上寫道：“我內心還是怕上報，對我來說，蟄伏數年也許比頻頻露面要好許多倍，但往往身不由己，情面難卻。謝謝您那么多電話。”看來我今天的訪問仍然屬于莫言先生的“情面難卻”！
我喜歡像獵人那樣捕捉躲在深穴中的高人，讓真人露相。記者不就是要繞過被炒作的熱鬧喧囂，去傾聽從不張揚的智者的聲音嗎？
周：我讀過你所有的作品，越來越好奇，你那么會說故事，怎么竟取了“莫言”這個筆名？
莫：我原名叫管謨業，把當中的“謨”倒過來就是“莫言”，激勵自己少說話多做事。我是在文革壓抑年代成長起來的。母親教育我，能不說話盡量不說，言多必失。我家是中農，在夾縫中生存，一生坎坷，起了筆名有了重新開張的意思。以前痛苦的記憶太多，重新走向新的起點。
我不是一個自信的人，每寫完一個作品就誠惶誠恐，不是怕批判，而是對自己不滿意。最近我正在寫新長篇，開了個頭，依然是農村生活題材。21世紀的農村與我們當時的農村不一樣了，過去看重的階級成分已經一錢不值，現在的年輕農夫看重金錢、物質，對政治地位、社會地位的追求已不存在，但還是羨慕當權者，因為權職可以轉變成物質財富。而我們這一代人受到的最大的傷害不是物質，而是受教育權利的剝奪……
周：在全球化的今天，你的作品已走向世界，塑造著我們民族的新形象。讀你《檀香刑》、《四十一炮》等作品，讓人們不斷看到驚喜，就像這次奧運會奪金牌的劉翔。
莫：我的那幾本小說不可能塑造我們民族的新形象。在改變“東亞病夫”形象方面，一萬個作家加起來也比不過姚明、劉翔。
周：看你的小說，被你幽默的語言逗笑之后就想哭，我是怎么啦？翻譯你的《酒國》、《豐乳肥臀》等小說的法國文學家杜特萊先生曾經說，翻你的小說直想笑，可見你的幽默在國外也能接受。
莫：你的笑過之后哭的感覺才對。我的作品不太可能給人提供快樂，因為我寫的時候，感覺到自己時時沉浸在痛苦之中。我讀過外國作品，幾乎沒有感覺到什么歡樂，感受到激動痛苦的時候很多。文學，不是為人們提供歡樂的。塞萬提斯那部《唐·吉訶德》讓許多年輕人大笑不止，但如果上了些年紀再讀，就很難笑出來了。
周：我覺得現在的文學缺少真正的觀察和體驗。托爾斯泰寫作時曾搞人口調查，人間真真切切的悲苦讓他晚上邊哭邊寫，現在的作家缺少觀察和體驗，更缺乏想像力。
莫：這次赴美是應79歲的聶華苓邀請去愛荷華寫作中心，她已連續邀請了我三次，我知道去那兒寫不了東西，去了16天，做了兩次演講，最大的收獲是對國際寫作計劃有了一個感性的知識，對文學也有了一個很高的認識，來自各國的作家，盡管生活環境、語言不一樣，但作家共同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那就是在語言夾縫里生存的困境。這樣文學才顯示出超階級、超制度、超地域、超語言的共性，這是文學的內核。即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想像力的藝術（建筑自己的文學世界，向世人展示富有風格的人生態度），用語言的想像力來編造故事，調動人造的情節。想像力涉及心理學的問題，大腦中儲存的聯想、想像的過程也是回憶的過程，儲存得越來越豐厚，想像力才能左右逢源，出神入化，出生入死。無論想像力再豐富也是無中生有，最后還是涉及到生活積累的問題，最后還是有中生有。親身經歷的想像力是連接的通道。一個小說家能創造形神兼備的典型人物，這才是作家根本的追求。說一千道一萬，最后讓人記住的還是你塑造的典型人物。魯迅沒有阿Q、孔乙己還是魯迅嗎？托爾斯泰等大作家都靠自己塑造的人物而活著。
周：你一輩子都在寫農民，怎么會寫不盡？
莫：我作為一個山東高密人，農民的后代，儲存的就是高粱、水稻、北方的黃牛……想像力不那么神秘，是可觸可感的。現在的年輕人的小說和我們不一樣了，我們是饑餓的一代，他們是過剩的一代。他們是生活在高科技高信息的時代，電視、電腦、動畫、變形金剛充斥著他們的生活，留在他們頭腦中的東西與我們不一樣。人的復雜心理過程是任何計算機難以比擬的，望塵莫及。
周：我看了不少年輕人的作品，感到他們受西方觀念的沖擊后，并沒有形成自我，找到自我。
莫：有不少年輕人的作品還是很好的，單個看很不錯，但放在一起就有問題，他們的語言風格是一致的，基本上都用一種腔調說話，這是一個要命的問題。一個作家怎樣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很鮮明的個性，在當今作家成群結隊涌現的時代顯得尤為重要，許多青年作家不愛寫對話，這也是西方作家的特點，他們不擅長中國的白描。白描是要通過對話動作把人物的性格表現出來。西方就直接運用意識流來刻畫心理。后者的難度其實比前者小。我認為，學習我們的古典小說就是學習寫對話，擴大點說就是學習白描的功夫。這有點像初學書法者練習正楷。
周：在你的《檀香刑》后記中，你說這部小說的創作過程是一次有意識的大踏步撤退。但我感到你的創作在逆流行大潮而上，在尋找隨時隨地在流逝的民族文化。
莫：我所說的“大踏步撤退”，實際上只是一種感覺而已，是我對那些假先鋒的反感，假民間的反感。我一向反感大詞高調。一個寫小說的，如果陷落在這些大詞的泥坑里，那徹底毀了。當然，評論家可以這么說。評論家必須玩弄概念，而寫小說的，只應該關心人物的命運、故事。我再強調一遍“大踏步的撤退”，實際上是說我試圖用自己的聲音說話，而不再跟著別人的腔調瞎哼哼。當然，這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與西方的東西決裂，里面大段的內心獨白、時空的顛倒在中國古典小說里也是沒有的。在現今，信息的交流是如此的便捷，你要搞一種純粹的民族文學是不可能的。所謂的民族語言也是不存在的。
周：你的名言是：我不是為老百姓寫作，而是身為老百姓寫作。我欣賞這樣的寫作心態，更欣賞你對浮名保持著良好的心態。我發現你是新千年后新聞暴光率最高的作家，盡管你永遠在躲避。話劇《霸王別姬》，“熱身諾貝爾文學獎”，日本大江健三郎的擊節贊揚，到山東大學任客座教授，《今日世界文學》推薦75年來40部頂尖文學名著，你的《紅高粱》入選，獲得“華語文學傳媒年度杰出成就獎”等等，你從不炒作，而現今年輕人出一部小作品就四下托人寫書評，叫賣聲不絕于耳，浮躁之風毀了不少年輕人。你是怎么保持如此健康的定力的？
莫：我沒有資格張揚。“熱身諾貝爾文學獎”更是荒誕，這可不是體育比賽，還要熱身。大江健三郎對我的夸獎，只是一個作家對同行的禮儀，沒有媒體渲染的那般邪乎。《檀香刑》毀譽參半，有人認為是鮮花，有人認為是狗屎，都對。我有一群堅決的反對者，他們看到我的文字就反感，甚至不看到我的文字一聽到我的名字就反感，而且這些人中許多很年輕，并不僅僅是老人。這個群體對我來說很重要，這說明我的寫作觸及到某些諱莫如深的領域，我的存在讓他們很不舒服，這正是我的價值。當然也有許多知音，他們幾十年如一日地支持我。到山東大學擔任客席教授，是真正的濫竽充數，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寫了幾篇小說，浪得虛名，自己心中知道自己能吃幾碗米的干糧。至于美國那家刊物的排名，只能代表他們一家的觀點，有多少好小說遺漏了啊。真實的我一直很自卑，農民出身，知道自己的“本錢”，狂妄不起來。當然我也反感那些寫過幾篇小說就忘記自己姓什么，就自認為是偉大的作家。這些作家本身養尊處優，口口聲聲說要為老百姓寫作，其實，他們哪里能體會到老百姓的心情？底層的老百姓無法不悲觀，無法不宿命。我常回老家，經常聽說村子里出現了仙姑看病，許多老百姓都去看。你知道一個老百姓去醫院看病的艱難嗎？你見過有些醫務人員可怕的嘴臉嗎？你知道老百姓對某些不為民作主的官員的真實看法嗎？你知道一個老百姓辛苦了一年能收入多少錢嗎？但老是悲觀、宿命也不行，為了活下去，他們發明了幽默，也就是苦中作樂。而苦難到了極端后，老百姓就要抗爭，我說的不是造反啊，是不向命運低頭的抗爭，我們那兒有一個窮人，過年時家家都接財神，他卻到大街上去喊叫，窮神啊窮神，到我家來吧，我們一起過大年！好玩的是這個窮人的生活從此發達起來。這故事中包含著很多意思。我的小說也有這種東西，而且寫不盡這些東西。
周：愛看你的小說是因為你的語言獨特，別人不可替代。
莫：對語言個性的追求是一種悲壯的奮斗。我的老師徐懷中的一句話我終生難忘，他說，從某種意義上講，作家的語言是作家的一種內分泌。一個作家的語言風格與后天的追求當然有一定關系，但更重要的是，一個作家的語言風格與他所生長的環境和他的童年時期的經歷是密切相關的。1985年韓少功寫了《文學的“根”》、阿城寫了《文化的制約》，實際上就是一種反思和覺醒。那時我也意識到一味地學習西方是不行的，一個作家要想成功，還是要從民間、從民族文化里吸收營養，創作出有中國氣派的作品。
周：為什么中國缺少像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作家？
莫：多半是因為我們缺乏憐憫意識和懺悔意識。我們在掩蓋靈魂深處的許多東西。20世紀80年代一批年輕作家的自嘲式寫作，敢于自己踐踏自己，當時也讓人覺得痛快淋漓。其實這僅僅是對流行話語的一種反動，對權威的一種消極反抗，也可以說是一種高級無賴。我覺得，我還是一個充滿血性的農民，在小說里有強烈的干預意識。我這種現實意識與農民、下層人、與老百姓息息相關，正義感很強烈，所以我說自己是作為一個老百姓在寫作，而不是為老百姓在寫作，這是一個重要的文藝觀，但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我寫小說已經入迷了，寫小說就像過大年，每天寫每天過大年。我覺得年是兒童的節日，現在的年也不如過去的年了，因為有了電，把兒童的想像力扼殺了許多。我永遠是正在成長的兒童。
周：你相信命運嗎？
莫：這非常奧妙，許多科學家、藝術家最后都相信了宗教。一個作家應該向生活投降，不能躺在過去的記憶里故步自封，還要敞開心扉接受新生活、新命運的挑戰。腦子永遠繃緊寫小說這根弦，那根神經永遠處于興奮狀態。對生活保持一種警覺，像是一頭隨時準備捕捉獵物的金錢豹。好的作家是無師自通的心理學家。《罪與罰》完全是一部犯罪的心理教材。
周：你還沒有回答我是否有命運的問題。
莫：這問題太玄妙，你應該去采訪黑格爾。生活中完全相信命運那是墮落。上帝是鼓勵人們去抗爭命運的。貝多芬就是不屈服命運的斗士。
莫言一旦沉浸在敘述中，就有一種超乎尋常的狀態。他對我說，時差盡管沒有倒過來，與你這么一對話人倒是醒了。莫言的妻子端上玉米餅子和水餃、羊肝等家常飯招待我吃午飯。那玉米餅真香，莫言三口兩口就吃完了，我問憨厚淳樸的莫言妻子，這餅怎么做的？她說是用玉米面和著黃豆面烘出來的，莫言從小愛吃這個。我要了兩個玉米餅子準備當晚飯，莫言妻子說給你背上一點新鮮的玉米面吧，我說不了，我還得趕路去看剛動完手術的王昆，她住在十里河村的一個村委會對面，很遠，我不認路。莫言幫我看北京地圖，沒找到，我打電話給王昆問路怎么走，我說莫言在地圖上沒找到，王昆扔出一句：莫言是文人！他不認路只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