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這些年來教育為民族造就人才、為中國開拓未來作出了很大貢獻，但也不能不看到這十幾年來，教育在某些方面走向了它功能的反面，如越來越高的學費把不少孩子隔在學校大門之外；沉重的學習負擔，無休止的做題、測試、考試、課外補習，又偏離德
、智、體、美全面發展的要求；“一考定終身”，極端的例子，有的孩子因為通不過中考、高考的閘門，被逼走上自殺的絕路。
這些現象迫使我們思考當代教育的一些問題，而不回避問題與思考又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這里談談三個問題，是我的一些觀察。
一、教育投入不足
這首先是由于教育經費長期嚴重不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展中國家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平均是4%，當時我國的教育經費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要發展教育首先得趕上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二十年過去了，我國教育教育經費的實際情況如何呢？我看到了一條難以置信的消息：2003年9月9日至21日，聯合國專員托馬舍夫斯基考察了中國的教育狀況。結果發現，中國的教育經費只占全國生產總值的2%。而政府預算只占教育總經費的53%，剩下的47%則要求家長或其它來源填補。
我國的財經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長期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數4%，而實際經費又低于計劃的目標值。據統計，在1993年以來的10年間各級政府實際少支付的教育經費超過6000億元。農村的教育經費長期由鄉鎮政府承擔(也就是要農民自己負擔)，而鄉鎮財政又無力承擔。
教育經費的嚴重不足，教育資源的匱乏就必然造成千軍萬馬爭過獨木橋，大批孩子被擠落淘汰的慘狀。中考關，就有40%—50%的升不了高中被淘汰。而在過關被淘汰前，已有許多孩子因厭學、逃學早離開了學校。
有人辯解說，這是因為我們中國人多、國家窮，要先發展經濟，才能發展教育。這真是缺乏遠見的謬論。日本是亞洲國家中率先實現現代化的。他們走的恰恰是教育優先的道路。這是從150多年前明治維新開始的。明治政府剛成立，就派出由政府所有主要成員參加的考察團，到歐美考察，歷時一年零九個月，“求知識于世界”。回國后，全國上下形成了發展教育最優先的共識，教育經費在各項國家預算支出中最多。經過短短十年時間，日本國民識字率就猛升到90%多。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后，國民經濟已處于衰敗的境況，甚至不敵當時的中國。日本卻提出了科教興國的方針。這對日本經濟飛躍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值得反思的是：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經濟正連年快速發展。我們能興建耗資巨大的世界超大型的三峽工程，在全國修建高速公路，甚至還要修建高速鐵路。為什么我們的教育經費增長速度如此緩慢呢？據教育部政策發展研究中心測算，中國每年只要多投入500億元到600億元就可免掉義務教育階段所有的收費。我們真的就找不到關系到我們民族發展命根的這筆費用嗎？
二、民辦教育如何走出困境
客觀而言，要政府把所有的教育都包下來，也是政府很難承受的。古今中外的歷史告訴我們，從2500年前古代大教育家孔子招收三千弟子開始，民辦教育從來是興旺的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
像美國這樣經濟發達的國家，民辦學校還占58%，很多世界一流大學是私立學校。日本的民辦教育學校是71%，印度是59%，香港地區是55%，臺灣地區是59%，韓國是80.5%。再看芬蘭，已連續三年被評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經濟體。芬蘭的名言就是：“教育是芬蘭的國際競爭力”。芬蘭從九年制義務教育，到高中和大學，都是免費的。教育經費占GDP的18%，遠高于美國和日本。美國著名經濟學杰弗里·薩克斯羨慕地稱：北歐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
為什么不大力鼓勵民辦教育來擴充我國的教育資源呢？
在改革開放初期，在政府的鼓勵下，我國的民辦教育一度有過很快的發展。但是這些年來，在教育行政部門的種種規定下，我國現有的民辦教育，有的已經難以為繼。先是在《社會力量辦學條例》明確規定：“國家嚴格控制社會力量舉辦高等教育機構。”其次，民辦教育既然是不靠國家經費而民辦，就得按市場的規律來運行。但是教育部門說，教育是公益事業，不是產業。這樣銀行就不給貸款。其三，民辦學校，在國內很難融資，國外資金也無法引進。事實是，在堵塞民辦教育在國內發展的同時，也堵塞了國外的資力和智力在中國興辦教育的可能性。今天國外仍有雄厚資力和智力可以為我國發展教育所用。例如世界銀行下屬的國際金融公司在發展中國家已向11個民辦教育機構提供4400萬美元的貸款，但是在中國卻因為限制太多，無法辦理。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已引進了這么多外資來興經濟，為什么不能積極引進外資來興教育呢？我們既然能送這么多的學生到外國去接受外國人的教育，為什么不能引進優秀的外國教育家來中國辦教育呢？
三、教育行政管理之弊
從校長的任命，從教什么、怎么教、用什么教材、出什么試題到用什么試卷，以至學校的財務，都由教育行政部門統一規定和控制。中央教育部門有統一的高考，省教育部門有會考，市級教育部門有中考，縣級教育部門則指定教輔以及不定期的各式檢查和年終測試。一切圍著應試教育的指揮棒轉。
明知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高考制度，存在種種弊端，我國一些著名大學的校長只是無奈地說：“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一方面是教育資源短缺，另一方面教育亂收費泛濫。過去農村小學的學雜費不超過十元，現在已達100多元。城市里一些熱門中小學的擇校費或贊助費高達數萬元。學校還收取名目繁多的各種費用，如強化班費、補課費、輔導材料費等等。一些學生千辛萬苦闖過了獨木橋，考上了大學，橋那頭卻伸著一只要錢的巨手，要想領得入學通知書，先要交幾萬元錢買路費。而每年的學費還高達上萬。農村孩子的家長交不上這樣的巨款，被逼向學校下跪者有之，被逼自殺者有之。即使對于城市的家長，高額學費，也同樣是不勝負擔的。
12月3日《人民日報》刊登的一篇文章說：大學學費比1989年增加了25—50倍，而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實際只增長2.3倍。一位福州的家長說，她女兒大學四年，花掉了10萬元。教育部門雖然多次明令禁止高收費、亂收費，但是屢禁不止。為什么呢？因為發財的好處，一些教育行政部門就得了重頭。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披露，廣東化州教育局用學校收費的584萬元錢蓋了自己的樓，以626萬元錢用于餐費等用途。廣東吳川是個窮縣，該縣的教育局竟有17個辦公室，這些辦公室都張開大口吃喝，餐費高達611萬！這當然受到了黨紀國法的懲處。
據教育專家保守估算，10年來教育亂收費超過2000億人民幣，如加上教材和教輔的回扣，這數字還要翻一番以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布價格舉報的六大熱點，教育亂收費竟高居首位，教育還成為中國十大暴利行業的第二名。教育歷來被視為最高尚、神圣的事業，出現如此嚴重問題，亟待治理。
教育的權利是基本人權。現代社會的公平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教育系統來調節，中下階層子女一般是通過接受更多教育的渠道來提升社會地位，這使社會形成整體穩定。而現在我國教育的政策，創一流大學和重點中學的種種做法，把有限的教育資源作不公平的分配，人為地擴大原有的差距。現在，最富裕省份與最貧困省份之間小學預算內生均事業費相差十倍，最繁榮的城市與最偏遠的鄉村這種差距更大。扶貧首先要扶貧困地區的教育。這直接關系到我國的命運，我國的未來。
所有這一切，促使人們對如何改善我們的教育，深入思考并拿出切實可行的對策來。（鐘沛璋）
特約編輯：張慶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