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藩籬使農民工生存在城市邊緣
本報北京1月26日電
“當前戶籍制度改革遲緩，已影響到我國工業化進程，對企業發展、社會安定和城鄉關系都產生負面影響。讓農民工成為穩定的產業工人，是解決這一大社會問題的根本所在。”今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研究部崔
傳義研究員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的癥結。
農民工被認為是“二等公民”
記者(以下簡稱“記”)：從現實來看，農村剩余勞動力多，勞動力供大于求，這是不是導致農民工權益易受損害的重要原因？
崔傳義(以下簡稱“崔”)：這是一個客觀背景，但造成農民工不公平待遇的，最根本的責任在政府。多年來，人們把大量發生侵害農民工經濟權益的現象歸因于我國經濟不發達、農村剩余勞動力多、勞動力供大于求，這種說法掩蓋了政府的責任。正是因為農民工處于弱勢，才需要政府出面保護其權益，而不是以市場供求為理由，忽視、放縱侵犯農民工權益。
記：為什么一些政府部門對農民工合法權益的保護不履行職責？
崔：目前的情況是，政府常常沒有履行公共管理的職能，監管、協調缺位，對侵害農民工權益的違法行為不予制止，甚至執法有失公正，間接造成對農民工利益的損害。農民工雖然已經在當地勞動、生活了，卻不被承認是當地的社會成員，他們只能以勞動力的資格存在，不能以居民的身份存在，被執法者另眼看待，被看成“二等公民”。
“外來農民工不得入內”
記：為什么農民工享受不到像其他城市產業工人同樣的待遇？
崔：這個問題源于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制度。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戶籍制度的松動，農民進城就業的限制取消，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然而，由于歷史及其他社會因素，完全平等的市場化的勞動關系尚未建成，養老、工傷、醫療保險等保障制度也沒有，使農民工實際上難以在城市立足。
記：既然農民進城就業的限制已經取消，農民工和城市工人為什么不能平等競爭？
崔：理論上是可以的，但農民工進城就業實際上是受排斥的。許多地方政府為了優先解決城市就業壓力，對農民工進城就業仍然采取一些歧視性的政策。如一些城市限定企業先招收城鎮勞動力，后招收農民工，硬性限制企業使用農民工的比例，對企業按招收農民工的人數加收管理費，或者對農民工筑起產業壁壘，使農民工就業限制在臟、累、重、險等行業或工種內，保留大量行業、工種作為城市居民的就業特權。有時還體現在城市公共就業服務的歧視上，政府辦的勞動力市場只服務于城鎮居民，不向農民工開放，有的赫然在大門口寫著“外來農民工不得入內”。
城市職工不必擔心農民工搶飯碗
記：放松戶口限制，使農民工變為城市產業工人，是否會導致城市人口膨脹，下崗問題更為嚴重？
崔：這種擔心是沒有根據的。目前，我國已有相當數量的農民工在城市生活，允許有留城意愿和實力的農民工在城市定居，只是對現實的承認，不會帶來新的人口膨脹。而且，由于農民工的就業方向基本上是與城市職工互補的，所以不會對現有的城市產業工人造成太大影響。改革的制度取向，是讓戶口失去特殊福利含義，只具有標志居住地的意義，實現城鄉人口的平等權利。
此外，還應該在住房、入學、社會保障等方面推進與戶籍制度改革相關的配套改革。取消農民工子女入學的戶籍歧視，逐步實現社會保障對農民“低水平、廣覆蓋”，讓居住一定年限、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參加社區管理和選舉，允許農民工加入工會組織，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
記者 王俊秀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