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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本已被其他國家反復研究、確認是完全錯誤的研究項目，在中國某大學和部分院士的推動下強行開展，近1億元投資白白浪費，卻沒有任何形式的責任追究。
今天，在首都科教界“培育學術生態，凈化學術環境”座談會上北京工業大學能源與環境學院院長馬重芳講述了這個令人吃驚的故事。“這種事情現在還有，
為了拿到錢，科研人員弄虛作假。在座各位還在拿科研經費的很少，否則，有些事情不愿意說，因為申請不到科研經費任何事情也做不了。”
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也表示，“現在我不需要科研經費，項目也搞得少，有些話該說一些。”與會近20位專家學者紛紛指出中國科技界目前存在的問題。
這個座談會由中國科學院院士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中國工程院院士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科學時報》社共同舉辦。就在召開座談會的同一間會議室，2004年12月29日至2005年1月17日，不到20天內，中共中央政治局9位常委先后視察中科院，在這里聽取了工作匯報，對中國科技創新提出了希望。
為什么大家不愿請何祚庥評審項目
“學術生態系統不健康，科技未來就會走向滅亡。”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說，當前學術生態問題值得關注。
據何祚庥了解，科技工作人員跑項目、要項目的現象嚴重。“跑項目、要項目是需要進貢的。這些事情十幾年前就出現了，拿到項目的人一定要返還一部分錢給審批項目的人。”
他說，每次評審工作后，申請人都會弄一些信封，這些不署名的信封里面裝了錢，“不要問這錢送哪兒去了，沒有名目的，說是交通費，可數目遠遠比交通費多。申請人會給所有幫助過他的人都送，這不是秘密，是公開的事情”。
有時候，某些領導會提前暗中指示。“領導跟某些部門達成協議，甲方支持了乙方的項目評審，乙方也會報答甲方，在以后的項目評審工作中支持甲方順利通過。”
這種情況的出現，讓越來越多的科研工作者對項目選取的公正、透明產生懷疑。何祚庥說，在自己參加過的一些項目評審中，他敢于說一些真話。但他同時也承認，說真話的結果，就是各個單位做項目評審時，再也不請他了。“現在很少有人請何祚庥到場了，幾乎沒有，生怕我說一些話，不方便他們進行利益分配。”
何祚庥院士說，比如“受控熱核反應”項目，過去有些院士寫報告分析該項目真正實現還很遙遠，產生發電效益還很晚。可讓人不可理解的是，報告分析時是一種意見，到了申請要錢時卻是另外一種意見，說該項目二三十年就可以實現。“這樣對待科研項目評審工作，對國家造成的危害不言而喻。”
有專家分析說，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科技資源分配方式，需要進一步改進。龐大的科技資源審批權力，集中在個別部門，如何做到公平分配、如何實現國家科技發展遠景目標，成了科技工作者關心的問題。
何祚庥說，從理論上分析，資源過分集中就會導致權力部門失去監督制約，特別是分配錢的部門，可能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由一個部門來分配資源，由一個部門來指揮所有的科技項目，肯定很困難。一些過分集中、又失去監督的管理辦法，不利于學術生態發展。”
學術圈子里的關系圈子
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王浦生說，在我國科技界的學術圈子里，復雜的關系圈子，正日益嚴重地影響著科技的正常發展，“關系圈子導致了各方不同的利益沖突”。
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利益關系。比如說血緣關系、師生關系。王浦生解釋說，項目評審時，如果申請人和評審者關系密切，“可能是評審者的孩子或者學生，或者很親密的朋友”，只要存在這樣的關系，必然的利益聯系可能會導致科研項目評審工作的不公正和偏見。
其次是企業和個人的關系。據了解，目前幾乎所有科學研究項目都有企業資助，而當企業對科研項目進行大筆資助時，所得結論的“真實性”很可能會受到贊助單位的影響。
比如，一家汽車公司資助研究機構搞環境研究，最后得到的結論卻說中國城市環境污染不是由汽車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車造成的，“因為自行車引起交通不暢，導致汽車停滯，排放更多廢氣”。
再次是通過公關等手段建立起來的關系，這在中國尤為普遍。王浦生說，本來科研項目申請人和評審者沒有任何關系，可是為了項目評審順利過關，申請人通過各種途徑、手段和評審者建立關系。
王浦生說，面對關系圈子中的利益沖突，國外一般都制定了回避制度。比如，申請人和評審者有親戚關系、朋友關系或者曾經有過合同關系，在評審項目時就需要申請回避。“評審前，項目申請人主動提出哪些人需要回避，如果沒有提出，一經查出，評審者也應該承擔責任。”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整個評審制度的公正，否則，很多科學上的不端行為，將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這種利益沖突上。
花錢就能買到核心期刊版面
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說，科技界花錢買文章的現象嚴重。“現在很多地方鼓勵發表論文，數量越多越好。在這種風氣下，花錢買文章的方式多種多樣。”
何祚庥列舉說，一是不提供文章，直接把錢交給各種國際國內學術雜志。更有甚者，有些單位放出口風，誰能在《自然》和《科學》上發表文章，就愿意給100萬元。
二是有些單位不惜重金，從外國邀請知名學者、專家到中國演講、作報告，付給高額的報告費、演講費，然后請別人在寫好的稿件中署上自己的名字。
三是給報刊雜志提供版面費。何祚庥指出，除了正式的科研人員，我國還有成千上萬的在讀研究生和博士生，現在有關部門統一規定每人最少在核心期刊上發表兩篇文章，“很多報刊雜志都宣稱是核心期刊，可實際操作是，不管文章質量如何，先收了版面費再說”。
何院士說，學術和經濟利益就這樣掛鉤，“現在涌現出一種特殊刊物，即核心期刊的副刊———專門刊登碩士論文，每篇文章登多少字需要多少錢，都是規規矩矩明碼實價。這種學術評價體系對社會有什么公正可言？”
據了解，收版面費在美國也有，但是在收費文章的結尾，編輯會注明：“本文收了多少版面費用，請讀者們視同廣告。”何祚庥說：“如果我們收版面費也都這樣注明的話，我倒覺得可以考慮。”
論文數量上去了，質量下來了
中國科學院院士馬大猷，最近查閱了很多學術報刊。他發現文章的作者署名，一個人的很少，幾乎沒有，最多的竟有七八個人。他質疑，“科學研究是一項創造性的工作，怎么會湊巧到七八個人同時創造了這個思想？”
馬大猷院士分析說，這其中肯定有很多人是順便搭車的。“一個人寫了篇文章，把別人的名字署上，對自己也沒什么大的損失；下次別人有了文章，把自己的名字也署上。還有很多人自己寫完，覺得分量不夠，干脆找個有名的人署在前面，方便發表。”
他說，因為鼓勵多出文章，中國科技工作者的論文數量上去了，可是質量下滑讓人擔心。據他了解，在最近的一次統計中，5年內中國科研人員發表的所有文章約66萬篇，而科研人員是42萬人，平均每個人1．5篇。可被別人引用比較多的僅有2．1萬篇。“引用少就意味著重要的文章非常少。”
“論文質量一定要有保證。”馬大猷院士建議，假如一篇文章同時署上好幾個人的名字，那么每個人的貢獻就按幾分之一篇來算，并依照這種方式記錄在案。“如果這樣，科研人員肯定會考慮自己的投入產出，可能會比較好地解決署名多的問題。搞科研、發表文章不能搞大鍋飯，否則將影響整個國家的科學發展。”（記者
李健）
特約編輯：張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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