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去年個人所得稅收入將近1800億元，65%來源于工薪階層，而真正高收入群體的納稅并不是很多
3月9日下午，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謝旭人在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當前適當調整個人所得稅扣除標準是必要的。
謝旭人透露，調整個人所得稅扣除標準初步方案已經提出，下一步要按立法程
序上報國務院進一步審議。國務院審議以后，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修改個人所得稅法中相關條款。
這個消息讓一直在提個稅議案的全國人大代表姜德明深感欣慰，而與他一樣感到高興的還有中國的普通老百姓。
“貧富倒掛”的尷尬
個稅改革無疑是一個相當敏感的話題。按稅法規定，目前個人取得的11類收入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這包括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意外收入所得、稿酬所得等。其中，工資薪金所得的涉及面最為廣泛。這恐怕也是個稅改革遲遲不能出臺的重要原因。
不過，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主任馬國賢教授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表示，解決個人所得稅的問題之所以迫在眉睫，主要原因還是，個人所得稅的調節功能在中國幾乎完全喪失，出現了比較嚴重的“貧富倒掛”現象。
據悉，中國去年個人所得稅收入將近1800億元，65%來源于工薪階層，而真正高收入群體的納稅并不是很多，由此，在納稅人心中也產生了“劫貧濟富”的不公平感。
馬國賢指出，這一現象的產生與中國現行的個稅政策管理體制有關。他說，現在的個人所得稅都是單位代扣代交，這一制度能直接管住的就是普通工薪階層，而對于那些高收入的中上管理者而言，就很難有一個有效監管。尤其是私營企業，要分清哪些是個人所得，哪些是企業收入本身就是一件難事，所以，避稅就變得極為容易。
同時，在一般人眼中，外企納稅應該是比較積極和規范的，但據一位在上海某著名外企工作的劉先生向《瞭望東方周刊》透露，如果他自己要避稅的話，將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我們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有業務，我只需要在香港、紐約或者其他某個境外銀行開一個賬戶，公司直接以美元、港元等貨幣形式給我發工資就可以了。”
“個人所得稅給我的印象是管老實人的。如果你老老實實納稅，交了也就交了。如果碰上膽子大的，不納稅并且有能力和機會避稅，地方政府可能會基于經濟發展的考慮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稅務部門也就無可奈何。”劉先生一針見血地評論。
起征點亟待提高
中國個稅出現“貧富倒掛”現象的另一個原因就是起征點太低，以至于在比較發達的東部地區，絕大部分的工薪階層都要進入納稅名單。
姜德明常給媒體講述自己的例子：他1980年月工資是33元，現在月工資是1600多元，20多年時間，月工資已經增長了50多倍。但是從1980年開始實行的800元個稅起征點，仍然沒有統一提高。“按照現行的起征標準，工薪階層反成了個稅繳納的主體，與調節貧富差距的初衷相悖。”
于是，一位叫余豐慧的網友就提出：如果比照工薪階層工資提高50倍來推算個人所得稅現在的征收起點，應該是40000元。依據這個參考數據，再綜合物價增長等各個方面情況，起征點應為10000元左右。雖然有些過激，但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另據新浪網一項“您認為個人所得稅從多少元開始起征比較合適”的調查顯示:起征點選擇2000元以上的占43.91%，選擇2000元的占39.09%，選擇1200元的占14.49%，而僅有198人選擇維持現行的800元起征點，占總投票人數的2.50%。
“提高起征點是中國目前解決個稅問題最簡便的方法。”上海協力律師事務所財稅律師嚴錫忠認為，從一般法理上講，稅收應該是中性的，能夠用最小的稅收行使最好的公共政策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提高個稅的起征點最直接的理由就是支持民生，藏富于民，讓老百姓能夠真正體驗國家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實惠。
不過，嚴錫忠律師也擔心，全國人大代表來自全國各地，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的代表們可能對于起征點問題不那么敏感，有些代表還會基于地方經濟利益考慮而不予支持，“所以，與民間相比，提高起征點在人大上的呼聲還是比較弱的。”
“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關鍵還是立法者立法思想的統一。”嚴錫忠律師說，“中國中低收入工薪階層人數眾多，現在公共服務又沒有跟上去，如果納稅范圍過寬恐怕會引起更多不滿。”
個稅用途應公開
《瞭望東方周刊》在采訪中了解到，老百姓除了關心個稅的起征點問題以外，對于納稅之后稅收如何使用和分配也相當關注。
陸先生是上海一家跨國公司的中層管理者，每個月稅前收入大概是1.5萬元左右，扣除個人所得稅2400-2500元。雖然對他來說所繳稅額不算太大，“但這筆錢在上海也能租到很好的房子了。”所以，他就非常想了解國家將個人所得稅收上去做了哪些公共服務。
陸先生給記者舉了一個例子：他有一位大學同學移居加拿大，加政府執行個人所得稅率高達45%，但是，他們一家子生老病死幾乎都是政府給包了。“他老婆要生小孩，政府每個月補助100加元營養費，并且，提前一個月就住進醫院，一切費用全免。”
“如果政府能夠將這筆錢真正用在發展公共福利事業上，讓我失業以后不用擔心沒飯吃，生病以后不用擔心沒錢治病，即使把自己每個月工資一半作為個人所得稅繳納我也愿意。”陸先生如是說。
馬國賢教授也認為，現在一些單位的職工連自己個稅交了多少，稅收比例是多少，如何計算等基本信息都不知道，更不用說納稅以后的使用情況了。“個人所得稅幾乎就是一筆糊涂賬。”據統計，約90%以上納稅人都不清楚自己繳了多少稅，也不知道政府對他納稅的稅率是多少。
其實，從“管理型”稅收征管方式向“服務型”稅收征管方式的轉變已經是大勢所趨，也是西方發達國家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服務型稅務”首先就是要求政府樹立以納稅人合法權利為核心的服務理念，切實維護納稅人的合法權利。
“納稅人不是小偷，政府不需要對老老實實的納稅人進行監管，而是通過提供便利的納稅條件，公開稅收使用狀況，讓他們心里有數，從而培養公民自覺納稅意識。”
馬國賢說。
鎖定高收入人群
毫無疑問，要解決個人所得稅“貧富倒掛”現象，如何鎖定高收入人群將是一個關鍵。
從稅務部門檢查中可發現，高收入者避稅方式五花八門:一些納稅人和扣繳義務人依靠簽訂假合同少報收入少納稅，共同實施偷逃個人所得稅;還有扣繳義務人故意為納稅人隱瞞收入，并按虛假的支付數額扣繳個人所得稅;更有些扣繳義務人隨意改變扣繳利率等等。
針對這些情況，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重點監控“高收入行業”和“高收入個人”的措施，行業中包括金融、保險、電信、高新技術企業、足球俱樂部、星級飯店等。
“這樣做雖然也能夠取得一定效果，但個稅征收成本無疑會大大增加，這只是一個權宜之計。”馬國賢教授評價說，從長遠來看，還是應該采取“綜合征收”的方式，建立起完備的財產申報和會計審查制度。
嚴錫忠律師也認為，“綜合征收”一方面可以靈活地考慮納稅人的生活水平，不至于讓有些家庭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還要繳納個人所得稅，同時盡可能防止高收入者偷漏稅款;另一方面也可以節約征稅成本，拿出更多的錢來做公共事業。
個稅也是一柄雙刃劍，需要在財政收入和鼓勵創業兩方面進行適當的平衡。嚴錫忠提出，企業家群體收入肯定不少，但他們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大大超過一般人，同時，中國針對企業的其他稅收也很多，比如增值稅就比其他國家高很多，“所以，如果要提高對企業家群體個稅的征收，則應該減免其他一些稅收，鼓勵創業。”
“減輕對老百姓的稅收，并不意味著要打擊高收入者。政府應該將監管的視角放到那些依靠資本生財的富有人群身上，從而達到社會財富的整體平衡。”嚴錫忠說。(特約記者
肖華東)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