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民間戰爭受害者展開的對日索賠的司法實踐中，關于追究加害方責任的法律依據的爭議問題，是整個對日索賠進程中所面臨的最具有挑戰性的課題。日本政府以“個人不得援用國際條約對加害國提出損害賠償的請求”、“國家無答責”、“訴訟超過時效”以及“國家間的條約已經放棄民間戰爭受害者個人的對日賠償要求”等
作為主要的抗辯理由并為大多數日本法院所接受。這些所謂的日本政府的抗辯理由已經成為中國民間戰爭受害者對日索賠進程中的重大的法律障礙，不僅關系到對日民間索賠的勝負成敗，更重要的是關系到正義能否伸張、世界和平秩序是否會遭到破壞等問題。
上述日本政府主張的4種抗辯理由，只要其中任何一項抗辯理由得以成立，中國民間戰爭受害者的訴訟就難以獲勝。而其中關于“國家間的條約已經放棄民間戰爭受害者個人的對日賠償要求”的抗辯理由又須著重研判，如果這項法律障礙不能突破，即使對其余的法律障礙獲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也無濟于事。
關于個人請求權的問題，日本政府和法院最初均以《中日聯合聲明》中的放棄已經包含了民間的對日賠償權為由而加以駁回。最初，作為被告的日本政府，還是比較謹慎地以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已經放棄了包括民間的對日索賠權為由予以抗辯，可是日本政府因為深知僅以這一抗辯理由難以彌補漏洞，于是它又聲稱：“中國對日戰爭索賠權以及結束中日兩國戰爭狀態早已于1952年與當時中國的合法政府簽訂的《日華和平條約》中處分過，因此，在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中方只能以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而不是放棄對日本的戰爭索賠權來表達；中方只能以結束兩國不正常的狀態，而不能以結束兩國的戰爭狀態來表達。因為這兩項權利，中國此前已經處分過了。”其真實意思是：由于當時的國民政府放棄了對日戰爭賠償，所以，現在的中國民間受害者已經沒有權力行使訴權。
在日本律師的推動下，2002年4月26日，日本福岡地方法院在對中國勞工的訴訟案件的判決中，首次認定：“根據《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就認定中國國民固有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經被中國政府放棄的問題，不得不說這在法律上是仍存有異議的。因此，原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由于《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而直接被放棄的結論是無法認定的。”
不過，福岡地方法院一審的判決并沒有就這個爭議問題畫上休止符。東京地方法院民事第35部在審理日軍生化毒氣受害者孫景霞（以下簡稱毒氣彈訴訟案）等13名原告起訴日本政府，以及東京高等法院民事第2部在審理日軍細菌戰受害者程秀芝（以下簡稱細菌戰訴訟案）等180名原告起訴日本國政府這兩案中，日本政府分別于2002年11月25日和2003年8月4日向法院提交了抗辯理由書，對福岡地方法院的判決理由進行了全面否定，并以《舊金山和約》以及“日華條約”否定《中日聯合聲明》的觀點來表述。該抗辯理由書洋洋灑灑約3萬余字，從《中日聯合聲明》、關于《舊金山和約》戰后處理框架、日本與中國之間的戰后處理、中國政府的見解等方面論證中國民間戰爭受害者的個人請求權已經被前后的中國政府所放棄。
日本政府的抗辯內容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大的方面：
第一，《舊金山和約》是解決中日戰后和解的基礎框架。日本政府辯稱：“舊金山和平條約第14條（b）規定：除了本條約中另有規定之外，聯合國家放棄所有的賠款請求權、放棄戰爭期間日本及日本國民實施行為所導致的聯合國家以及其國民的其他請求權……在我國（日本國）根據該和平條約的該條款，對應這些請求權以至債權為基礎的請求在法律上的義務已經被消滅……”
第二，“日華和約”已經解決了戰后遺留問題。日本政府在抗辯書中還作了如下說明：“我國在與參加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盟國之間進行了戰后處理。日本與中國之間，關于戰爭狀態的終止、賠償以及財產請求權問題的解決反映了當時復雜的國際情勢，經兩國政府的努力，謀求與舊金山和平條約戰后處理框架同樣的解決結果。”
第三，“日華和約”締結時，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是一個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日本政府強調：“締結‘日華和約’時，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在國際社會上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的有47個國家，而承認當時北京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的僅有26個國家（見被告日本政府向東京高等法院提交的‘乙第111號證’），并且中華民國政府是當時代表中國在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因此，“日華和約”是有效的。
應細菌戰原告團的日本律師辯護團團長土屋公獻和辯護團事務局長一瀨敬一郎律師的委托，筆者作為專家證言，于2004年向日本東京高等法院第2民事部遞交了“關于《中日聯合聲明》等對日戰爭賠償請求權問題的鑒定書”，經該法庭法官的認可，筆者于2004年12月7日在日本高等法院第2民事部聽審該案時出庭作證和答辯。“鑒定書”以翔實的歷史事實、國際法的一般原則和理論論證了《中日聯合聲明》不可能放棄中國民間戰爭受害者的對日索賠權以及“日華和約”是無效的。
日本政府拿《舊金山和約》說事是對中國的冒犯
一、從法律角度來看，《舊金山和約》的一切規定對于非締約國來說完全有權利加以拒絕。根據條約規則方面的國際習慣法，條約的效力基于締約國對其效力的自愿接受，因而條約只能適用于締約國之間。中國政府從未簽署過《舊金山和約》，并且對其始終持否定的態度。因此，該約規定對中國不產生任何法律效力。
二、《舊金山和約》的前約是1942年1月1日的《聯合國家宣言》，可最終實踐的結果是，當時的宣言國家如中國、蘇聯都沒有參加，因此不得不說《舊金山和約》違反了前約，或者說至少是與前約相違背的。
三、對美蘇關于對日媾和的往來外交文件，中國政府進行了分析，并多次闡述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對日和約的準備和擬制如果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無論其內容和結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認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無效的。”在舊金山和會前夕的1951年8月15日，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聲明保留對日賠償請求權。1951年9月18日，周恩來又鄭重聲明：“中國絕對不能承認該和約。”
四、此外，在《中日聯合聲明》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絲毫沒有出現任何認可或肯定《舊金山和約》的文字或意思。《中日聯合聲明》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定與《舊金山和約》沒有必然相關的聯系。
盡管日本政府自己可以依據舊金山和約的框架作為與他國交涉和談判的政策或原則，但是《舊金山和約》的任何規定都不是《中日聯合聲明》或《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前提、共識或母約，日本政府不負責任地將《舊金山和約》作為中日雙邊協定的前提或共識，這在客觀上也是對中國主權和中國人民的藐視和冒犯。（作者：管建強
華東政法學院國際法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