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承認，在過去20多年里，伴隨出口的擴大，中國出口產品的價格正在大幅度下降，與之相應的貿易條件也在不斷惡化（不斷升級的貿易摩擦可資佐證）。盡管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但是用美元換算后的人均收入并未呈現相應程度的上升。
這種增長與收入間的非對
稱暗合著“中國制造”成本優勢顯著但技術升級緩慢的特點。一般認為，它會導致出現比較大的問題，因為包含初級勞動比較多的部門（如紡織業），其生產率的提高也就比較困難。長此以往，中國經濟賴以高速增長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高資本積累將出現松動。
然而上述局面的扭轉很難擺脫發展定式的桎梏。按照比較優勢理論，一國產業結構內生于該國要素秉賦結構。只有充分利用比較優勢，其產品才能成本最低、競爭力最強、創造剩余最多，從而推動要素稟賦水平提高最快。很顯然，在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國家里，低端勞動力的供給幾乎表現為無彈性。于是我們看到，基本遵循這種發展思路的出口導向型增長逐漸成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基于發展經濟學山頭林立的狀況以及中國經濟轉軌加新興的特定國情，我們很難在許多基本判斷尚欠共識的情況下對上述模式簡單甚至粗暴地妄加評論。但最起碼，在國家外匯儲備狂飆突進已經超過6000億美元的今天，反觀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指出的情況——“珠江三角洲地區進城務工者的平均月工資只有600元左右。根據當地的生活水平，這樣的收入只夠一天吃四碗炸醬面！”——其間巨大的反差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似乎可以認為，正是上述過低的收入增長確保了中國外貿部門長達20多年的高資本積累及快速擴張，也就是說，“低收入-高積累”的發展方式彌補了我國出口制造企業技術提高并不顯著的缺陷。在缺乏國際競爭力和外匯儲備不足的時代，這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但隨著對外收支的改善、貿易條件的惡化，中國不應該也不可能始終采取出口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換言之，中國必須在推動效率提升的同時，轉換增長方式，實行內需主導型的增長模式。
關于此結論，無論是為了讓國民切實享受到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實惠，還是從國家經濟安全的角度來說，均系題中應有之義。
基于上述認識而對增長模式實行的調整，可以視作重大的制度變遷，而制度變遷的發生取決于社會對新制度的需求及其強度，以及對新制度的供給。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來看，由于存在顯而易見的二元結構，城鄉收入比兩次拐點的出現（因為效率激增而導致農村人口或城市居民收入顯著增長）基本可以解釋為上世紀70年代后期在農村推行的家庭承包制，以及80年代后期在城市進行的以放權讓利為中心的國企改革、信貸改革、沿海地區優先發展。很顯然，在這兩個時點，重大政策以及配套措施的推出與強烈的社會需求間達到了較優的平衡。
而眼下，至少作為筆者的愿景，隨著“相對貧困”的擴大以及2007年全面開放的臨近，新的改革臨界點或在悄然逼近，“和諧社會”目標的提出，則可視為破題之作。葛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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