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既要當局長又要當處長”
6月10日,在華盛頓訪問的中國外交部主管北美和拉美事務的副部長楊潔篪會見了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等美國國務院主要官員。據悉,敲定中美首次定期“高層對話”,是楊潔篪一行討論的主要內容之一。
美方官員稱，第一次對話的時間定在今年夏天，名稱目
前暫定為“中美高層對話”，召開的地點很可能是北京。
楊潔篪還透露了雙方代表的人選。“對話將在兩國的常務副部長——戴秉國副部長和（副國務卿）佐利克——之間舉行。”楊潔篪說。
美國：給中國“把脈”
“中美之間的這個對話，是中方提出來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金燦榮教授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這個意向可以追溯到去年11月20日。當時，胡錦濤主席在智利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會見了美國總統布什，提到了發展中美關系的幾點要求，其中就包括“加強兩國戰略對話”。
5月8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理查德·鮑徹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中國和美國同意定期舉行高級別對話，討論政治和經濟領域的諸多議題。“我們要承認中國在亞洲和全球事物中所扮演的角色，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我們必須經常和中國討論全球事務。”鮑徹說。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袁鵬研究員特別提醒記者，美國政府官員不是用“戰略性對話”來描述中美高層會晤，而是用了“全球對話”。“這體現了美國的顧慮，因為美國認為，‘戰略’、‘安全’這些詞語是盟友之間才談的，擔心用這些詞會引起盟國、尤其是日本的不滿。”
華盛頓的猶豫和“改名”顯示出了美國目前對中國崛起的“不知所措”。
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哈里·哈丁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目前，在美國不管是智庫還是政府都持有這樣的看法，即在“9·11事件”過后的三年時間里，美國忽視了中國的發展和崛起。
“如果說幾年前美國還在討論中國正在崛起，那現在的共識是，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事實了，但面對一個崛起了的中國，美國還不知道該怎么辦。”他說。
袁鵬則進一步指出:“通過直接的交流渠道,可以更好地把握。美國當然希望,通過交流能更好地把握中國對重大問題的態度和方向,以確認中方是否在既有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內發展,而非挑戰和改變它。”
中國：為了“增信釋疑”
克林頓時期的白宮亞洲政策資深主任李侃如注意到，美國總統布什在對媒體評價目前的中美關系時，用了“錯綜復雜”一詞來形容，這和前一陣子的“坦誠和建設性”相比，顯然不那么正面。
美國國務卿賴斯6月5日的表態同樣體現出華盛頓日益嚴峻的目光。當天,有記者問她,前國務卿鮑威爾曾說美中關系處在有史以來的最佳狀態,但最近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又重炮轟擊中國擴大軍備,是不是現在美中關系已不在最佳狀態了?
賴斯回答說，他們兩人的話都對。美中關系的確已經改善到過去以來最好的情況，但中國不斷擴充軍備，也的確讓我們所有人感到憂心。
從推遲發表《中國軍力報告》，到向歐盟施壓推遲解禁對華軍售，美國表現出了明顯的“戒備”態勢。
金燦榮認為，這是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外交上主動性增強，軍事現代化引起美國戰略戒備增強。可以這么說，“新一輪中國威脅論”已經塵埃泛起。
“過去，美國對中國的指責是人權、政治不透明，后來是中國的能源威脅，現在他們的攻擊重點是中國軍力發展過快。延期出臺的《中國軍力報告》很可能就有對中國軍力夸大的內容。”金燦榮說。
其實，早在中國方面提出這個建議時，中方就注意到了潛在的不穩定因素。“這是中國提出戰略對話的主要考慮之一。”金燦榮說。
中美之間其實已經有一些溝通的渠道，比如首腦熱線，防務對話等，但袁鵬認為，這些還不夠，因為這些渠道交流的只是功能性的問題，沒有能夠“釋疑”。如今的高層對話機制可以在相互關注和猜忌的領域“增信釋疑”，減少戰略誤判。
當記者進一步要求他給出一個具體的例子時，袁鵬說，“比如，中國是否有把美國擠出亞太地區的意圖，這個可以向美方說明直接解釋，中國完全沒有這個打算，既沒有這樣的動機，也沒有這樣的能力。這樣可以減少美國的戰略防范。”
6月7日，尼克松研究中心中國研究所主任戴維·蘭普頓教授在南昌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時說，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對外政策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中國如何消除鄰國對中國崛起的疑慮和恐懼。
顯然，即將到來的中美高層對話就是一個中國向美國“釋疑”的平臺。
高層們談什么
楊潔篪10日在華盛頓表示，中美之間的高層交流涉及的議題十分廣泛，但具體的細節他沒有說明。
“消除相互的戰略疑慮、建立戰略互信是對話的目的,辦法是相互透明,就雙方所關心的問題解釋各自的戰略意圖。凡是雙方關心的問題，都要解釋，所以議題非常廣泛，但有些可以預料。”金燦榮表示。
袁鵬則認為，雙方最猜忌什么，什么就是議題。其中，美國的關注點可能包括，中國是否試圖把美國擠出亞太、中國的拉美戰略等。
亞太地區會是美國關注的重點。這幾年中國和東盟的關系突飛猛進，東亞共同體也得到發展，美國希望中國承認它既是全球大國，又是亞太地區大國，希望中國既要考慮美國的全球利益，還要顧及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利益。“說穿了，美國是既要當局長又要當處長。”袁鵬說。
中國的關注點也很多，比如臺灣問題上美國長期的戰略意圖，美日同盟，美國在中東和中亞的軍事存在等。
其中，中國的最大疑慮是——美國是否在封堵中國的崛起，還是歡迎，抑或是有限歡迎。目前美國從反恐戰略改為在全球推進民主自由，這里的意圖是什么，中方也會想知道。
通過直接對話，雙方都想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但兩個議題肯定是最先談的，即朝核問題和臺灣問題，前者是美國第一位關切的，后者是中國最為關切的。重要的是，“這兩個都是可能擦槍走火的地方。”袁鵬說。
但他也表示，第一次會談不太可能放開談，因為是一個相互摸底的過程，重要的是開個好頭，讓它能繼續下去。
美國科爾比學院著名政治學教授、目前作為富布賴特高級訪問學者在北京任教的卡爾文·麥肯澤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說，大國關系中，“信任”并不是一個重要的元素。國家之間總是相互保持一種懷疑感，因為每個國家都是自我利益居上。與其說“信任”，不如說中美之間正在發展一種可預知的、穩定的、并且建立在雙方協商分歧基礎上的關系。
“雙方都意識到，作為大國，他們有責任和義務向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表明，相互尊重的協商是實現和平和進步的最佳路徑。”麥肯澤說。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黃琳報道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