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熱了，大家伙乘坐公交車的時候，一定要當心性騷擾。”昨天，公交26路線一位6年駕齡的公交車駕駛員劉女士告訴記者，一天內，她竟目擊了7起女乘客遭遇性騷擾事件！
夏日，是性騷擾的高發期。但在島城，多年來幾乎沒有人因遭受性騷擾立案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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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性騷擾發生幾率很高，但是受害人不愿說、沒法說。”長期從事婚姻法研究的王銘慧律師表示，作為女性，她知道不少人都曾有難于啟齒的經歷，但迫于幾個難題沒法維權。
一難法官難立案
“沒有人因為性騷擾的事由立案，我們也不知道應該把它歸為哪一類。”市北法院徐斌告訴記者，全國首例性騷擾案是以侵犯名譽權立案，之后的幾個案子也都效仿，但至今性騷擾侵犯的是不是名譽權在法律界存在爭議。
曾經有一個當事人來打勞動爭議的官司，她在沒干滿合同期時擅自離職，造成之后投保等一系列糾紛，她說之所以離開就是因為忍受不了部門主管的性騷擾。但對于這樣的細節，法官說時常遇到，但沒有人為遭遇騷擾來專門立案。
二難太隱秘取證難
“在婦女權益保障法中，家庭暴力取證困難已經是有目共睹，性騷擾取證將比家庭暴力取證還要難。”律師王銘慧告訴記者，上司對下屬的性騷擾行為一般發生在上司辦公室里、車里，不可能有其他人目擊，性騷擾一般是肢體動作，要取證除非錄像。因此，性騷擾取證沒有實際操作性。
至于有人提出性騷擾應該舉證倒置，即由被告自己證明自己的清白，王銘慧并不認同：“這可能讓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有機可乘，把性騷擾官司當作賺錢的手段。”
三難行為定義難
“我看了草案中三個條款，都是說禁止性騷擾，但沒對什么是性騷擾做出解釋。”婦聯副主席管艾宏認為，要給性騷擾立法就應該界定性騷擾為何物，否則將給司法造成混亂。”
每個人的理解不同，有人認為黃色笑話只是調節氣氛的玩笑，可有人就認為這是對自己的騷擾，另外黃色笑話出現在朋友的談話中和出現在宴會餐桌上給人的感覺也不同，到底哪個是侵權現在還不知道。記者
田璐 趙黎 曹為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