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因疾病檢出率低收費高而取消強制婚檢
婚姻登記條例取消婚檢有違上位法立法精神
不在同一法律位階不適用后法優于先法原則
有關部門應該對婚姻登記條例適時作出修改
自愿免費婚檢效果不佳免費婚檢可強制實行
本網北京7月26日訊 最近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制定的《黑龍江省母嬰保健條例》規定在該省繼續實施強制婚檢制度以后，有關這一問題的爭論沸沸揚揚。法制日報7月21日、22日和25日對此事作了連續報道。
今天，關于婚檢制度的“尊重生命尊重愛——婚前醫學檢查”專題研討會在京召開。此次研討會是由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辦公室、民政部、司法部、衛生部、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家廣電總局、中國殘聯聯合召開的。會上，數十位來自法律界、醫學界的專家學者就婚前醫學檢查是否應強制以及如何強制等問題，從政治、經濟、社會、法律、醫學等角度進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討。大家普遍認為，從對家庭、母嬰健康、出生人口素質和對社會負責的角度，都應實行強制婚前醫學檢查制度，而且這一檢查應該是免費的。
全國婦聯副主席、書記處書記趙少華在今天的研討會上說：“1994年出臺的母嬰保健法，使婚前醫學檢查工作在全國城鄉普遍推開。2001年，國務院發布的中國婦女兒童發展綱要提出了10年內城市和農村婚前醫學檢查率要分別達到80%和50%的目標。截至2002年底，全國婚前醫學檢查率城市達到78.6%，農村達到59.4%。但是，2003年10月全國開始實施新的婚姻登記條例，婚前醫學檢查從‘強制’改為‘自愿’后，全國婚檢率迅速下降。長此下去，對家庭、社會及母嬰健康、出生人口素質的影響將是非常嚴重的。”
取消強制婚檢理由難成立
對于將婚前醫學檢查由“強制”改為“自愿”，贊成者們列出了很多理由。在研討會上，許多專家認為，這些理由是令人懷疑的。
取消強制婚檢的理由之一，“取消強制婚檢是對公民權的一種尊重”。贊成者認為，取消過去的強制性婚檢規定，婚檢成為當事人的自選項目，是對個人基本權利的一種尊重，是給人們更多更大的自由權利，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對此說法予以反駁。他說，公民權是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法律對公民權范圍的規定是依據國家和全體人民的利益制定的。沒有抽象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公民權。舉例來說，結婚生育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但這種權利并不是沒有強制性限制的。比如，有近親血緣關系的不能結婚等。強制性并不是對公民權利的不尊重，比如能說規定商家不得向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出售煙酒是對公民權利的不尊重嗎？同樣，規定強制性的婚檢，也并沒有構成對公民權利的不尊重。而法律取消強制性婚檢，也沒有構成對公民權利的進一步尊重。考慮維持還是取消強制性婚檢的主要出發點，應該是是否能有效地保護婚姻雙方以及下一代的健康，而不是其他因素。至于取消強制性婚檢是社會進步的表現的說法更有些牽強。取消強制性婚檢后，原有的高婚檢率大幅度下降，出生嬰兒缺陷率呈現反彈趨勢，全體人口健康面臨的風險因此而擴大，家庭和社會為健康付出的成本和代價增高，這難道是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嗎？
取消強制婚檢的理由之二，“婚檢成本高，疾病檢出率低，而且結婚并不等于生育，為后代健康考慮，應加強孕檢，婚檢顯得多此一舉”。持此主張者認為，婚姻與生育是可以分開的，結婚并不是以生育為目的，不能把對生育的一些要求附加在婚姻上。婚檢是針對婚姻行為確定的，與生育沒有關系。婚檢不能承擔那么多的社會責任。
翟振武認為，這個理由站不住腳。首先，婚姻不等于生育在理論上是對的，但我國是一個普婚和普育的社會。除了近年來大中城市的很低比例的一些青年人婚后不愿意生育外，絕大多數青年，特別是農村青年，生育是婚姻行為的一個自然后果。雖然由于社會經濟條件的發展、生育觀念的轉變和科學避孕方法的普及，婦女的初育年齡大大提高，結婚與生育之間的間隔時間有所延長，但是“普遍生育”這個特點在全國并沒有改變。孕檢當然十分重要，必須進一步加強，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孕檢是發生在懷孕以后，婚檢是在懷孕以前。婚檢與孕檢是保障公民及下一代健康的兩道關口，各司其職，并且不能互相替代。婚檢是在結婚前對即將組成家庭的男女雙方進行身體預防性檢查，對是否適宜生育下一代提供科學依據與建議。從預防的角度看，取消婚檢，僅保留孕檢，會產生以下方面的問題：一是由于孕檢發生在懷孕這個事實之后，即使發現胎兒有缺陷，無論是流產還是引產，補救的成本和對婦女的損害都是巨大的；二是多數孕檢往往只對胎兒進行檢查，來自父親方面的遺傳疾病常常被忽略了。因此，光靠孕檢把不住出生嬰兒質量關，婚檢所把守的關口與孕檢把守的關口并不是等同的。
翟振武指出，婚檢疾病檢出率低造成的成本高并不能成為取消它的理由。婚檢本來就是一種預防性的檢查措施，它不是門診看病，它的疾病檢出率低是正常的。正如艾滋病、肺結核的篩查一樣，雖然檢出率也很低，甚至比婚檢的疾病檢出率還低，但從來沒有人懷疑艾滋病預防和篩查工作的必要性。況且，我國婚檢的疾病檢出率從2000年到2002年分別是8.1%、9.1%和9.29%，這意味著每10對新人中就有近1對可能因為健康問題而應慎重對待婚姻。將婚檢的成本與維護了千千萬萬家庭及后代健康的收益相比，婚檢的成本微乎其微。
取消強制婚檢的理由之三，“婚姻法規定不明確，婚檢項目多、收費高”。有人認為，以前在婚檢制度實施過程中，由于婚姻法規定的“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一直未能明確，這就帶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婚姻登記機關根據婚檢機構出具的檢查結果無法認定當事人是否患有不應當結婚的疾病，是否可以辦理登記；二是由于檢查沒有針對性，這就造成婚檢中存在檢查項目多、收費高等問題，群眾反映強烈。
翟振武認為，這是混淆了“應該不應該”和“怎樣實施與操作”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如果我們同意和確認應該設立強制性婚檢的條款，那么，對“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一直未能明確的問題應認真征求醫學專家意見，加以明確就是了。而對婚檢沒有針對性，造成檢查項目多、收費高等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請衛生部門根據醫學專家的意見，對檢查項目和收費加以規范自然也就解決了問題。檢查項目多、亂收費和高收費等現象是操作層面上的問題，應該在操作層面上解決，而不應該因為存在這些問題，就把強制婚檢制度給取消了。
取消強制婚檢的理由之四，“強制性婚檢在國際范圍并不通行”。許多專家認為，選擇強制性婚檢，世界上只有中國。俄羅斯是除中國外惟一實施婚前檢查的國家，但其原則是在當事人自愿基礎上，實施免費婚前檢查。
翟振武指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國情，國外的做法可以借鑒參考，但絕不能照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也是檢驗一項政策正確與否的惟一標準。婚檢由“強制”改為“自愿”后，婚檢率立即全面崩潰的客觀事實已經清楚無誤地告訴了我們，不管怎樣從國外引經據典，“自愿婚檢”的道路在中國，至少在目前的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等條件下走不通。
婚姻登記條例有違上位法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孫東東在研討會上指出，婚姻登記條例違反了上位法。他認為，我國立法法規定，國家立法權處于主導的、支配的地位，政府立法權處于從屬、補充的地位。這突出表現在，政府立法權要依據憲法和國家法律行使，政府立法要保證國家法律得以更好的貫徹執行。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與政府機關制定的法規之間是一種上位法與下位法之間的關系。國家立法是指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審議和通過的法律。政府立法是指由國務院和政府部門根據實際需要制定的法律規范。母嬰保健法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婚姻登記條例由國務院制定，兩者是上位法與下位法之間的關系。母嬰保健法規定：“男女雙方在結婚登記時，應當持有婚前醫學檢查證明或醫學鑒定證明。”婚姻登記條例卻取消了婚檢的規定，這是違反上位法立法精神的。
有學者提出，母嬰保健法是調整母嬰保健法律關系的法律，婚姻法是調整婚姻法律關系的法律，婚姻法中沒有規定婚姻登記必須進行婚檢，婚姻登記條例是依據婚姻法制定，其立法精神沒有錯。孫東東指出，這一觀點忽視了婚姻法中已在不應登記結婚的情形中明確規定了“醫學上認為不應結婚的疾病”。為了保證這一條款能夠落到實處，母嬰保健法作了相應的規定。這一邏輯關系已十分清晰，兩部法律均有強制婚檢的立法本意，婚姻登記條例規定的婚檢自愿原則于法無據。
也有學者提出，按照法理學上“法無明文規定不違法”的基本原則，沒有規定婚檢制度的婚姻登記條例與規定這一制度的母嬰保健法沒有發生沖突。孫東東指出，母嬰保健法是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從法理學的角度講，母嬰保健法對婚姻登記條例具有約束力，婚姻登記條例不能與母嬰保健法發生沖突。否則，在法理上也就不具有合法性。母嬰保健法詳細、明確規定了婚檢的具體內容。新的婚姻登記條例卻取消了原有的強制婚檢的規定，與母嬰保健法中在婚檢是否強制這一內容上發生了沖突，不能切實保證國家立法的貫徹與實施。在實際的工作中，取消婚檢后的婚姻登記條例沒有對實際的客觀需要進行有序和縝密的考察與論證，其合理性也同樣要受到質疑。
還有學者利用法學中“后法優于先法”的理論解釋這個問題。孫東東指出，母嬰保健法屬于上位法；婚姻登記條例屬于下位法。兩者不是同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不在同一法律位階上，下位法不可能優先于上位法對社會進行直接調整。因此“后法優于先法”的理論也就不能適用于母嬰保健法與婚姻登記條例。
婚檢要強制也要免費
貴州省司法廳法律援助工作管理處的潘維亞認為，在我國當前的體制改革和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過程中，正確處理法律的穩定性與變動性的相互關系尤其重要。不可因為局部改革的一時之需或為順應所謂的時代潮流而因噎廢食，破壞法律體系的整體穩定，犧牲國家法治長遠的價值及國家的安全和利益。根據立法法關于“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規”和“下位法違反上位法規定的”應“予以改變或者撤銷”之規定，新婚姻登記條例應服從母嬰保健法的規定，有關部門應主動對其予以修訂，以進一步完善我國強制婚檢制度，使之成為提高我國人口質量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
一些專家在會上指出，有人提出用婚檢免費或半免費的方式提高自愿性的婚檢率，有些地區也實踐了一段時間，但效果并不理想。事實說明，在目前的情況下，只要不強制，無論是加強宣傳，還是免費或半免費婚檢，婚檢率在相當一個時期內都無法提高到原來的水平。其實，免費婚檢也可以強制實行，免費婚檢的設計并沒有動搖實行強制婚檢的依據。要實行免費婚檢，也要實行強制婚檢。
立法決策應更加科學民主
一些法律界、醫學界專家在研討會上提出，取消強制婚檢是一項涉及億萬家庭和后代子孫健康的大事，這一規定出臺后引起如此激烈而廣泛的爭論，并使已經達到70%的全國婚檢率驟然跌至近乎零點，這說明什么呢？為什么條例出臺前不更廣泛地征求意見呢？為什么對取消強制婚檢后的結果和局面沒有準確的判斷和研究，更沒有任何有效的維持高婚檢率的接續措施呢？甚至，在沒有找到能夠繼續維持高婚檢率的新政策和新措施之前，為什么要急忙“破”掉已經實行十幾年的、能保障高婚檢率的原有法規呢？為什么不能“先立后破”，或“有立有破”，而一定要“破而不立”，任由婚檢率直線下跌呢？有鑒于此，專家學者們呼吁，愿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能真正深入到政府每一個決策的過程。本網記者
陳麗平
編輯：林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