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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臨
湘市副市長余斌（左圖）將受賄的15萬多元用于扶貧幫困、社會贊助等，盡管各界對此爭論不休，7月7日，岳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余斌有罪。法院的判決引發社會各界思考，有人認為量刑過輕，受賄罪跟怎么使用受賄的款項是兩個不同概念；也有人表示，余斌受賄沒有自己占有，并不構成受賄罪，和那些有車、有別墅、有情婦的貪官不同，他曾經是鐵腕紀委書記，得罪了個別領導。
副市長受賄被起訴
2004年7月9日晚，時任湖南臨湘市（隸屬岳陽的一個縣級市）副市長的余斌接到岳陽市檢察院反貪局“找你談話”的通知。余斌說他當時已經非常清楚，關于他的“受賄”問題，市反貪局已經對他進行了長達一個月的調查取證。
7月16日，岳陽市人民檢察院以“余斌涉嫌受賄罪”對其刑事拘留，7月30日，批準對其逮捕。同年10月22日，根據岳陽市人民檢察院的指定，岳陽市君山區人民檢察院以受賄罪向君山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君山區檢察院指控：“余斌自2001年4月至2003年上半年，在擔任臨湘市教育局局長、臨湘市副市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收受鐘希金等人賄賂共計人民幣22.5萬元”。
“這些指控均是我在接受調查時主動交待的。”余斌說他在紀委工作了十多年，一直分管案件檢察工作，“我太熟悉辦案流程了，只要我不說，是很難查出來的。”他說，自認為襟懷坦蕩，便主動如實地陳述了一切事實。
15萬受賄款用于幫扶
2004年11月25日，君山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該案。被告人余斌向法庭出示了11份票據和數十份證言，證實他所收受的錢財中，有15.47萬元已被用于扶貧幫困、社會贊助和公務活動，認為可不做受賄數額認定。法庭審理認為，檢察機關所指控的這22.5萬元中，有9.5萬元屬于受賄，另10萬元雖屬朋友饋贈，但應認定為違法所得，其他款項的指控因“證據不足”不予采納。
法院還認為：“被告人提出的所收錢財中用于公務活動部分可不作受賄數額認定的辯護意見，因被告人余斌收受賄賂的行為已實施完畢，其贓款的去向不影響受賄罪的構成；但可作為本案件酌定量刑情節予以考慮”，隨后余斌被取保候審。
12月23日，君山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一、被告人余斌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期五年，并處沒收財產6萬元。二、依法將被告人余斌受賄所得9.5萬元及10萬元違法所得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一審判決后，岳陽市君山區檢察院以“量刑過輕”為由提起抗訴，余斌也以“不應領刑”為由提出了上訴。
就在各界仍在針對“余斌受賄案”展開激烈爭議時，岳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7日下達了“駁回抗訴、上訴，維持原判”的終審裁定，并于7月26日將裁定送達。
各方說法
專家量刑已經很輕
西南政法大學博士生導師田平安認為，所有的事實都能完整的證明余斌構成受賄罪，受賄罪跟怎么使用受賄的款項是兩個不同概念，“他的另類，可能是由于其良心上的發現”。不過余斌把受賄贓款用于扶貧，這讓田教授還是感到吃驚。
“不過根據判決結果看，法院在量刑時，還是考慮到了其用受賄贓款用于扶貧的因素，對其判決沒有克以重典。”
同事曾是鐵腕紀委書記
臨湘市紀委常委沈洪波告訴記者，余斌曾經是紀委中頗具影響的人物，他的業務水平高，對外的協調能力也很強。他在紀委期間，曾經查辦、撤職過5位違紀的正科級干部（行政級別與余斌平級）。
“他出了這事以后，我感到非常震驚。”沈洪波告訴記者，“在我的印象中，余斌是一個不貪錢財，不占小便宜的干部。”
臨湘市紀委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告訴記者，余斌在辦理臨湘市某局長的案子時，該局長有個同學在岳陽市任領導干部，當這位上級領導給他打招呼時，余斌硬是頂著壓力，把案情查清楚
了，并撤了這位局長的職。
“在處理具體問題時，領導打招呼、寫條子，他從不領情。”臨湘市紀委副書記劉世軍嘆息到，余斌是一個能嚴格要求自己的干部，但他不善于保護自己。
昔日下屬貪官有車有房他有什么
余斌在擔任了一年零八個月的教育局長以后，即被選為臨湘市副市長。他在教育局工作的一年多時間里，給同事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臨湘市教育局辦公室副主任陳建林告訴記者，教育局管理著幾千名老師，數萬學生，難免有老師為找他幫忙送紅包，對于老師們送來的紅包，他堅決不要，都是通過辦公室工作人員退還給當事人。
陳建林還介紹，余斌從不貪圖小便宜，一些朋友、同學、同事送給他的一些煙、酒，他也從不帶回家，都放在辦公室和教育局的食堂，用于接待客人。在他要到政府工作的時候，該局辦公室準備將這些消費了的煙、酒給他算成現金，余斌對辦公室的同志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這是貪污。”最后又戲言道：“這些東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反正單位接待客人也需要。”
“余斌何罪之有？”臨湘市教育局局長助理馮剛直言不諱地說，“現在被查辦的那些貪官，個個有車、有別墅、有情婦。余斌有什么？”
副市長的困惑
贓款用來解決工作難題
7月24日，在臨湘市三橋東邊的一套簡陋的出租屋內，記者見到了余斌。
“我在紀委工作11年，期間曾分管工程招標的監察工作，深刻地感受到工程招標體制和現有的基建工程預算定額標準，導致基建過程中形成了很大的利潤空間。因此，項目經理鐘希金送給我8.5萬元現金的時候，我并沒有拒絕。我當時的想法是，只要自己不占有這筆錢，用這錢來解決工作中的一些實際問題和矛盾，并不構成原則性的問題。”余斌這樣解釋受賄。
法庭調查顯示，2002年春節前，某鄉黨委書記找到時任副市長的余斌，稱該鄉還有幾個鄉干部的工資沒有解決，余斌便從這些“禮金”中拿出了一萬元把幾個鄉干部的工資問題給解決了。2003年夏天，某村因渠道損壞導致糾紛，村民鬧到市政府，要求面見市長批示錢維修渠道，余斌隨即給了該村5000元，平息了糾紛……
余斌說：“我的這些做法，從形式上講，的確是在受賄，但我沒有自己占有，所以并不構成受賄罪。”同時他還解釋了沒有按照組織程序上繳贓款的理由，“上繳不外乎有3個部門，自己的單位、檢察院、紀委。交給了自己的單位和檢察院，這些錢可能會變為一些單位的職員獎金；交給紀委，我作為一個副市長解決實際問題時又會捉襟見肘。”
余斌將受賄的15萬多元用于解決下屬鄉鎮學校的實際問題
據《重慶晨報》編輯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