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杭州9月16日電(記者朱立毅 孫金霞 傅丕毅) “以前只要老板不發工資，我就會找幾個老鄉去嚇他。”浙江省東陽籍農民工朱洪林說。
去年，朱被建筑公司拖欠了3萬多元工資，他和幾名老鄉屢次向老板催討未果。然而，通過浙江省義烏市總工會維權中心的干預，朱洪林順利拿到了本屬于他自己的工資。
中華全國總工會研究室主任李濱生說：“一些農民工在自身權益受到侵害時，往往會采取非法的手段維權，中國工會組織把農民工納入保護范圍非常非常必要。”
在戶籍人口僅為68萬的浙江義烏，外來務工者超過了74萬，由于勞動關系錯綜復雜，當地每年的勞資糾紛多達萬余起，其中大約30%得不到及時解決，甚至由此引發了一些暴力事件。
不久前發生在中國西北部省份寧夏的一起案件震驚了全國。農民工王斌余因為父親的腿被砸斷急需用錢，多次向老板討要工錢未果并受到侮辱。在極度絕望和憤怒之下，他殺死4人，重傷1人。最近，王斌余被法院一審判處死刑。
中共中央黨校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天勇說。“農民工是城市中的弱勢群體，當他們遭到不公正待遇時，非常需要有一個組織為他們說話，這樣他們就不會走到極端的境地。”
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顧秀蓮在一次調研之后表示，全國進城農民工已達1億多人，其中大部分游離于工會組織之外。
上海市總工會主席陳豪說：“工會應改變傳統做法，不能再以短期的政策應對出現的問題。
在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工會更多的是國有企業職工的組織。不過，2001年，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明確規定，在企業、事業單位、機關中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都有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的權利。據此，進城務工者也同樣擁有這項權利。
2003年9月，在中國工會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進城務工人員第一次鮮明地被定位為“工人階級的新成員”。此后，中華全國總工會希望各地組織進城務工者加入工會。
在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已經有約30%的外來務工者加入了工會組織。上海市要求農民工最為集中的建筑行業必須建立工會組織，并以此作為其參加項目招投標的必要條件。
在義烏，當地總工會聯合勞動、司法和民政等部門，組建了一套社會化維權的機制。“現在老鄉們都說，工會幫我們討要工錢更方便、更安全。”朱洪林說。
中國工會組織將外來務工者納入維權范圍的意義重大。由于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大量增加，農民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已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舉措。中國農業部說，目前，全國還至少有1·5億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需要轉移。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所長房寧說：“一個弱勢群體得到保障、不受歧視的社會，才是一個穩定、協調發展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