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古稀老人近日在哈爾濱市的一家三級甲等醫院住院期間，用550萬元（包括住院費及其家屬按照醫生吩咐從國外購買藥品用于治療的費用）“買”來中國目前“最昂貴的死亡”。
此事一經媒體披露，立即在社會上引發強烈“地震”。有關人士認為，這一天價醫藥費事件再次揭開了我國醫療界的四大“傷疤”。
醫生開大處方心狠手辣
這位古稀老人在醫院繳納的收費賬單顯示，他最多一天輸血94次、還有一天注射鹽水106瓶。
“我這個不懂醫學的人都知道，輸一次血的最小單位是100毫升，輸血94次即輸進9400毫升血液，一名成人的全身血液總量只有4500毫升左右，這就相當于一天給老人全身置換血液兩次多，這可能嗎？有必要嗎？醫生出手如此之狠，說明他們開大處方習以為常，根本不覺得這樣做有違醫德！”北京市民張先生感嘆道。
心外科專家、水利部總醫院原副院長馬育光對此評價說：“作為同行，我們覺得也很驚訝。”“我覺得這創造了中國之最。”
“看病貴”刺痛著老百姓們越來越脆弱的神經。今年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發表的審計報告再次令人觸目驚心：2003年至2004年，衛生部所屬10家醫院違規向患者多收費1127萬元。衛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國衛生服務調查數據同時表明：在城鎮，約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醫，29．6％的患者應該住院而不住院；而“脫貧三五年，一病回從前”則成為廣大農民兄弟醫療現狀的真實寫照。
重復檢查使患者雪上加霜
這位古稀老人的收費賬單還顯示，在住進醫院心外科重癥監護室的兩個多月里，僅血糖一項就化驗了563次（不排除錯誤登記或虛假填報），平均每天將近9次。化驗密度之大，讓老人的主治醫生都感到困惑。
某省衛生廳廳長給記者講過一個真實故事：一位身患重病的農民揣著借來的2000元錢到省城大醫院看病，第一天就把錢花沒了，廳長無意中碰到他時，老實巴交的農民正攥著一打檢查單據痛哭流涕。他告訴廳長說，有的檢查他已經在縣醫院做過，可這里的醫生要求必須重做。
記者調查發現，全國各地醫療機構正在上演著一場規模浩大的“軍備競賽”，大小醫院爭相進口最先進的醫療檢查設備。設備越先進，收費越高，利潤相應越大，從而導致醫生非理性開單檢查，患者“不該查的查了，應該簡單查的復雜化了”。
統計表明，目前我國大型醫療設備使用頻繁，但多數是在做“無用功”。經檢查發現病癥的只占檢查人數的30％，遠遠低于衛生部要求的陽性率達60％的標準。也就是說，至少有一半的患者做了不應該做的高價檢查。
信息不對稱逼出“自衛型患者”
由于缺乏足夠的醫學知識，患者通常處于弱勢地位，需要做哪些檢查以及用什么藥，都由醫生決定，患者只能無條件服從。與此同時，人們有病都喜歡往大醫院擠，造成大醫院人滿為患。這些醫院的門診醫生一天接診患者少則幾十名，根本沒時間給患者詳細解釋病情、治療應該注意的事項等問題。患者往往排了一上午隊，最后卻被醫生三言兩語給打發了，致使不少患者糊里糊涂地看病，糊里糊涂地交錢。
一旦有人堅持維護自己的知情權，其后果“不堪設想”。天價醫藥費事件中的患者家屬就是考慮到老人的性命掌握在醫生手中而不敢索要收費賬單的。
俗話說“久病成醫”。在全國一些地方，不幸的就醫遭遇已經逼出了“自衛型患者”，他們或熟讀醫書或親自記錄診療過程，以防萬一。在江蘇省無錫市，自稱“被逼成半個骨科專家”的60歲老人鄒建中寫下了18萬字的《看病記錄》，并據此為因醫療事故死去的母親“伸了冤”。
這一極端事例不能不算是我國醫療界的悲哀。
醫療監管還在“自己監督自己”
在哈爾濱天價醫藥費事件中，如果不是主治醫生出于害怕“背黑鍋”而站出來向媒體舉報，此事可能會永遠地被塵封起來。現實生活里，又有多少類似患者已經或正在或將要被醫院無情地“宰割”呢？又有多少醫患糾紛被媒體披露出來從而引發社會輿論的公正“審判”呢？
患者的醫療安全該由誰來負責？醫院的醫療行為該由誰來監管？從哈爾濱天價醫藥費事件中，人們不難看出：對于部分醫院醫療行為的監管仍然存在真空狀態。
有關人士認為：“從監管層面來看，現有機制是‘頭痛醫腳’。若把衛生行政部門看成‘爺爺’，則‘爺爺’懷里摟抱著醫院這一自己的‘親生兒子’；若把醫院看成是‘老娘’，那么，她肚子里懷著紀檢監察的‘嬰兒’，一根‘臍帶’牢牢牽著雙方。”事實也印證了這句話。哈爾濱市的這家三級甲等醫院自己組織的調查組對天價醫藥費事件的調查結論是：“（對于該患者）醫院不是多收了，而是少收了。”
對此，北京市某醫院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醫生憂慮地表示，如果不對現有的“以藥養醫”“自己監督自己”等醫療體制弊端動真格的，天價醫藥費事件將會重演。
（記者楊步月）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