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們老了也可以像工人一樣領取退休工資”，云南省紅河州參與農村養老保險的農民，從1996年開始編織的這個美好夢想，如今卻面臨著可能無法得到兌現的危險。
近日，云南省紅河州原民政局局長羅理誠因涉嫌挪用六千余萬元農村養老保險基金和受賄罪被判處了無期徒刑。這個涉及官員多達15人的腐敗窩案，隨
著對羅理誠的審判漸漸為社會知曉。
蓋豪華辦公樓錢從何來巨額農保金究竟哪去了
挪用巨額農保基金案件浮出水面，源于2004年在全國開展的審計行動。在此之前，由民政部門管理、按照規定應該專款專存的近六千萬元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的去向，似乎沒有引起當地有關部門的“足夠重視”。
2004年3月，根據國家審計署的統一安排，審計署駐昆明特派員辦事處財政一處開展了對紅河州本級財力狀況的調查。
調查之前，審計部門經過分析，確定將未在紅河州政府行政中心內辦公、單獨建起了豪華辦公大樓的紅河州民政局作為審計的重點對象。原因很簡單：一個靠全額財政撥款的單位，如何有能力率先跳出行政中心，建起豪華辦公樓？
按照程序，審計組首先對該局進行了內控制度測評。
“測評的結果卻讓人吃驚，該局竟然沒有《財務管理辦法》，基建賬戶沒有實行集中管理，所建賓館、歌廳、高檔職工住宅和辦公樓等多項建設資金來源也不清晰。”紅河州民政局一位干部向記者轉述了當時參與審計的負責人對該單位的初查評價。
就在審計組駐民政局工作期間，一封封舉報材料送到審計人員手中。舉報材料多次提到：民政局管理的農保基金去向不明；救災物資倉庫被民政局領導租給私人辦起了歌舞廳。
通過查賬，審計人員發現：1996年至2003年，紅河州各縣共匯入紅河州民政局的農保基金中，有近六千萬元不見了。
難道數額如此巨大的基金都兌付到參保農民手中了？
通過就近調查該州蒙自縣雨過鋪鎮的投保農民，審計人員發現：投保的農民已經有兩年多未能領到一分養老保險金。
民政局出借養老錢自稱是為基金增息
面對審計部門的詢問，紅河州原民政局局長羅理誠和原農保處處長黃有文最終承認：農保基金被民政局出借了。但羅理誠同時辯稱：這樣做是為了增財生息，是領導班子集體討論決定的。
羅理誠的辯解馬上被審計組查明的事實揭穿：該局其他領導班子成員都表示未曾參與研究和決策出借農保基金的事項；該局3年來的會議紀要和會議記錄，從未有過研究決定出借農保基金事項的文字記載；所有的借款合同上面都是羅理誠“同意出借”農保基金的親筆批示。
2004年初，記者采訪過羅理誠。當時他對自己出借農保基金一事還“頗為得意”。他說，如果按規定將農保基金存入銀行，利息孳息不夠將來兌付參保農民，出借農保基金、讓基金“在外營運”是實現基金增息的“好辦法”。
羅理誠就是在這種看似合理的前提下，完全不顧“養老保險基金主要通過購買國債和存入銀行增值，任何部門都不得挪作他用和用于直接投資”的規定，出借了所有的農保基金。
審計組調查后發現：1997年至2003年，羅理誠先后將6345萬元的農保基金出借給私人承包企業和單位。直至審計人員調查時，尚有5200萬元本金未能收回。所借出的農保基金，有的沒有設定抵押物，有的超過訴訟時效，有的早已成為該局豪華辦公樓的磚塊和水泥。
空殼公司作掩護農保基金被揮霍
審計組發現，羅理誠出借的農保基金中，有高達4280萬元的巨額基金借給了溫州商人承包的紅福經貿公司。
一家私人公司竟然可以從紅河州民政局借走這么大一筆錢，而且數年不還也無人過問，出借者和借錢者各自懷著什么目的？
記者從紅河州工商局了解到，紅福公司成立于1993年5月，系紅河州民政局下屬的集體企業，主要經營零售、批發及代購代銷各類機電產品、日用百貨、文體用品等。
1996年8月5日，紅河州民政局聘請溫州商人李孝鑾任該公司經理。8月22日，李孝鑾冒用紅河州邊貿總公司的名義同紅河州民政局簽訂承包紅福公司的協議，承包期2年。而此前，李孝鑾已到工商部門變更了工商登記，將自己變成了公司法定代表人。
這樣一家和民政局有極深淵源關系的公司借走的錢又去了哪里？通過審計組查證，一個更大的黑幕展現在審計部門的面前。
1997年至1999年，紅河州民政局管理的四千余萬元農保基金先后分11筆次劃到紅福公司的賬上之后，很快就被李孝鑾以支付工程款、貨款、投資款等方式提現或轉走，至2000年3月，紅福公司的賬戶上僅有余額2300元。
而以“實現農保基金升值”為幌子出借巨款的紅河州民政局一群干部，也靠著借款單位紅福公司先后“發家致富”。司法機關查明，局長羅理誠先后收受了借款單位的行賄款28.8萬元，同時，收受李孝鑾贈送的紅木家具一套、手提電腦一臺。而東窗事發后被追究責任的其他相關干部，也相應收受數額不等的錢款和財物。
不僅如此，民政局的決策者們，在實現“自身利益”的同時，也沒有忘記全局干部職工。在如今紅河州政府所在地蒙自縣，一個集辦公、酒店、高檔職工住宅為一體的民政局大院被當地人稱為“民政社區”。而這些浩大的基建工程，當地財政預算根本就沒有為其安排一分錢。
審計部門調查證實，除了出借的農保基金外，紅河州民政局還將農保基金中的830萬元挪用作了紅河州民政局自身的基本建設款，而按原規劃投資757萬元的“滇南救災物資儲備倉庫”，竟變成了歌舞廳和按摩間。
挪用行為早被發現卻未引起當地重視
近六千萬元資金被挪用、民政局沒有靠財政一分錢的投入就蓋起了浩大的“民政社區”、投保農民沒有得到兌付，這些現在看起來觸目驚心的問題，在幾年的時間里，難道沒有引起當地有關部門的重視？
國家審計署昆明特派員辦事處在感到“納悶”的同時，也時刻感受到審計過程的“艱難和孤獨”，面對民政局的“不配合”和有關部門的消極對待，審計人員感到：挪用農保基金窩案還有更復雜的背景。
由于紅河州有關部門對記者的采訪要求不予合作，關于農保基金被挪用時當地有關部門持何態度記者不得而知，但審計資料顯示：早在2002年，紅河州審計局就掌握了紅河州民政局非法挪用農保基金的問題。
據了解，2002年紅河州政府進行了機構改革，在將農村養老保險的職能劃歸到了紅河州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的過程中，紅河州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已經發現農保基金被挪用，隨即向有關部門提出了對農保基金進行審計的要求。
紅河州相關部門在審計后作出了“(紅河州民政局應該)停止借貸款，盡力催收已貸、借出的(款項)，減少基金流失的風險”的審計意見。但紅河州民政局不僅沒有按照這個意見進行整改，反而于2003年再次挪用農保基金100萬元出借給為本局施工的有關公司。
與此同時，當地農民因為養老金不能得到正常兌付也到處上訪反映問題或要求退保。
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紅河州有關部門依然認定“民政局已按審計決定意見作出了改進措施。(紅河州有關部門)審計決定反映的情況不影響(對羅理誠的)提拔使用”。
記者在紅河州采訪期間了解到，當地百姓對羅理誠的評價充滿了矛盾。在當地媒體和云南民政系統刊物的相關報道中，記者發現，羅理誠一直以來都是當地民政系統的先進代表。
據當地媒體報道，羅理誠就任州民政局局長后，曾經提出了“基地濟困”的新思路，在羅理誠的帶領下，紅河州先后創辦了7個民政扶貧基地，全州有近五萬名民政對象，通過民政基地扶持的輻射作用，走上了脫貧致富的道路。
這樣一個“心中裝著百姓”的民政干部，卻在2004年5月26日被檢察院以涉嫌挪用資金和受賄罪拘留。
紅河州政府部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分析認為：羅理誠案件反映出紅河州有關部門對于巨額農保基金的管理完全處于無人監管的狀態。
據介紹，羅理誠曾經試探性地將部分基金用于民政局的建設，這種違法的行為不但沒有得到有關部門查處，紅河州個別領導甚至認為羅理誠“有腦子、懂經濟”，在不等、不靠、不要的基礎上就率先建起了令其他部門羨慕的辦公大樓。這種默許甚至鼓勵的態度使羅理誠挪用農保基金的膽子越來越大。
監管不力出問題巨額基金難追回
“紅河州民政局挪用農保基金窩案的教訓是深刻的。”記者在紅河州采訪時，該州政府官員無一例外地認為：政府對農保基金的監管不力，發現問題沒有及時處理，讓違法犯罪分子鉆了空子，導致出現了一系列問題。
當地輿論認為，在追究相關人員責任的同時應盡快追回放款、盡可能彌補損失。
記者在紅河州采訪時了解到，案發后，有關部門拍賣了涉案資產，但僅得到一千余萬元。
紅河州相關部門表示，何時能完成這個繁重的“追債工程”很難確定。
編輯手記
不久前，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表示，要把老百姓關心的醫療、養老保險等問題，作為審計工作的重點。
啟自1992年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一度被譽為廣大農民“沒有圍墻的養老院”。然而，由于現行制度和監管的缺陷，數額巨大的農民養老保險基金一次又一次成為不法分子眼中的“唐僧肉”。如此多的挪用案件發生，無不在拷問著我們的養老保險制度的設置和對基金的監管能力。
如今，國家對農村養老保險之外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缺口問題還正在研究之中，農村養老保險本來就處在保障體制邊緣，要想在短期內解決資金缺口問題，恐怕不易。但是，如果當廣大農民在應該拿到養老金時，卻拿不到，勢必會形成新的社會不安定因素。有關部門應該提早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丁觀有
馬志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