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高：“我不是腐敗分子代言人”
□本報記者 馬昌博 采訪整理
2006年6月15日，《南方周末》Ａ4版報道了我提出的關于“廢除腐敗官員死刑的建議”，隨即引起了讀者的關注，并在互聯網和社會上引起激烈辯論。
在大家的發言中，有人說我是“腐敗官員代言
人”，甚至還說我本身就是“腐敗分子”，我只想說，我不是腐敗官員的“代言人”，我和我的很多同事都極度痛恨腐敗，那么，為什么我在課題研究中卻建議廢除腐敗官員死刑呢？
看待一個問題，不能從情緒出發，說一句“把所有貪官都殺光”很簡單，而情緒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只能用理性來面對。
廢除腐敗官員死刑，有利于追捕外逃貪官。據統計，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大約有4000名貪官攜帶500多億美元逃往國外。
這些外逃貪官都是有一定權勢者，他們既有貪污國家財產的便利，也有外逃出國的種種條件。
而在國際司法實踐中，“死刑犯不引渡”原則已成為中國追捕外逃貪官的制度性障礙。
理性的人都能理解，與其讓外逃貪官利用“死刑犯不引渡”的護身符逃避法律的制裁，不如采取更加務實的措施將其逮捕回國并追究其法律責任。
前不久，全國人大批準中國與西班牙的引渡條約，承認和滿足了“死刑犯不引渡”的要求。這個引渡條約的簽訂，無疑是中國國際司法合作中的一個重大突破。
廢除腐敗貪官死刑，有利于懲治貪官。相對于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等刑罰而言，死刑顯得短暫而猛烈。但瞬間的猛烈卻不一定能真正杜絕腐敗現象和震懾犯罪分子。
綜觀中國歷史，懲治腐敗最嚴厲的莫過于明朝皇帝朱元璋，但他至死也沒弄明白：“奈何朝殺而暮犯”。其實，在現實生活中，死刑的懲治效應并不見得大于自由刑。有些時候，貪官對失去人身自由的恐懼，并不亞于對失去生命的恐懼。
廢除腐敗官員死刑，而以自由刑、財產刑和資格刑等有機結合的刑罰體系替代，不僅能使腐敗官員感受到刑罰懲處的嚴厲，也使其飽受失去人身自由和經濟上得不到好處及聲譽掃地的痛苦，更重要的是，能夠進一步震懾其他尚未暴露的腐敗官員。
廢除腐敗官員死刑，有利于國內法與國際法接軌。目前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廢除了死刑或廢除了普通犯罪（包括腐敗犯罪在內）的死刑，即使保留死刑的國家也極少有規定對貪利型犯罪適用死刑。從世界范圍內的刑罰潮流來看，廢除包括腐敗犯罪在內的死刑是一種歷史趨勢。
當然，我們建議廢除腐敗官員死刑，并不是因為外國廢除了，中國也必須跟著實行，而是根據國內外實踐，走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反腐敗之路。
中國作為《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國際公約的簽署國，廢除腐敗官員死刑，既符合公約對于死刑適用問題的基本立場和明確要求，也體現出中國信守對國際社會所作出的莊嚴承諾，有利于國際司法合作，進而達到更加有力懲治貪腐的目的。
應當看到的是，廢除腐敗官員死刑是一個復雜而敏感的問題，需要有一個過程。
因此，我們在建議廢除腐敗官員死刑的同時，還重點研究了建立和完善中國公民信用保障號碼制度、金融實名制、家庭財產申報制等制度。
我們始終認為，只有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才能真正達到遏制腐敗之目的。
（王明高是《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重大對策研究》課題組組長）
法學專家談
廢除腐敗官員死刑
廢除他們死刑是有道理的
黃風（原司法部司法協助外事司任正司級巡視員、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刑法研究所所長，曾參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起草工作）：如果靠民意測驗，死刑永遠也廢除不了，但是“死刑不引渡”已經是國際引渡合作當中的基本原則。
中國在目前為止已經和２５個國家簽訂了雙邊引渡條約，但是和諸如美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都沒有簽訂，其中主要的一個法律障礙就是“死刑犯不引渡”。
但如果沒有引渡條約我們和一些國家開展引渡合作就沒有法律依據，而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是官員外逃的主要目的地，我們和這些國家簽定雙邊引渡條約是一個迫切的法律需要。當然，可以采取一些替代措施，比如通過遣返非法移民這樣的替代方式，但是這種替代方式的偶然性很大。
另外，對非暴力的經濟犯罪來說，死刑的遏制作用有限，具體到官員犯罪，死刑對他的制止力就更差一點，對官員來講，剝奪他的經濟收益是一個打擊，另外就是使得他的社會聲譽喪失，這種情況下他恨不得一死。貪腐官員自殺率相當高，就是這個原因，從這個角度講，經濟上傾家蕩產、政治上身敗名裂就足矣。
死刑對遏止腐敗作用不容忽視
陳忠林（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全國人大代表）：廢止非暴力性犯罪的死刑，是我國刑法的發展方向。但是，我不認為便于引渡貪官回國受審，是廢止貪污賄賂罪死刑的理由。
首先，殺人、放火、搶劫、強奸等直接威脅公民生命安全的犯罪是比貪污等犯罪更應引渡回國受審的犯罪，他們的引渡也受到“死刑犯不引渡”的制約。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不可能因為引渡問題就把暴力性犯罪的死刑廢掉。
第二，不廢除死刑也可以解決引渡問題。我們完全可以遵循國際慣例，在相關引渡協議中約定以不實際執行死刑為引渡條件。中國目前對即使數額巨大的貪污賄賂罪，一般也沒有實際適用死刑。如果按前面所說的條件，貪官引渡不實際執行死刑一般不會產生“沒逃的殺了，外逃則不殺”這種所謂不公平或者鼓勵貪官外逃的效果。
即使存在應該判處死刑，因為引渡而沒有實際執行死刑的情況，這也是在讓貪官實際受到嚴厲懲處和只能讓他們逍遙法外二者之間被迫的選擇。我們完全可以規定因引渡而未實際執行死刑，不得假釋或者至少服刑２０年才能假釋，來減少引渡不執行死刑的負面效果。
第三，在非暴力性犯罪中，貪污賄賂應該是危害最大的犯罪。在其他非暴力性犯罪沒有廢除死刑的情況下，首先廢除貪污等罪的死刑是極端不公平的，會產生非常負面的社會效果。至于說死刑對遏止腐敗沒有太大效果是站不住腳的。生命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都是最寶貴的東西，說一個人寧愿用其他東西來換最寶貴的東西，就是違背最基本的常識。
公眾不會答應廢除貪官死刑
謝望原（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刑法教授）：“死刑犯不引渡”原則對我國引渡外逃貪官影響并不大。盡管有些國家可能用這個借口，但我國在同有關國家協商引渡具體犯罪人時，可以做出承諾，不對被引渡者適用死刑。
事實上，中國已經采用此種方法成功解決很多起引渡案件。
我贊同逐步廢除非暴力類型的普通犯罪人的死刑，包括一般的貪污、受賄罪的死刑。但是，值得關注的是，中國當前貪污、受賄犯罪還相當嚴重，人民群眾對此深惡痛絕。在一般老百姓看來，中國對貪污、受賄犯罪的死刑適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因此，在當前討論廢除貪污、受賄犯罪人的死刑問題，是與公眾的思想情感背道而馳的。無論是立法者還是學者，對中國國情都應當有清醒的認識才是最重要的。
“死刑犯不引渡”非國際原則
劉廷吉（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教授）：“死刑犯不引渡”談不上是一個國際原則，我個人認為有點炒作的味道。
聯合國《引渡示范條約》是這么規定的，第三條的標題是“拒絕引渡的強制性理由”，它一共列舉了７種情況，其中第１種就是：被請求國認為，作為請求引渡原因的犯罪行為屬政治性罪行。這是所謂的“政治犯不引渡”，這是帶有強制性的，是原則，不能違犯。
死刑犯的問題是在第四條，標題是“拒絕引渡的任何理由”，規定有下述任意情況可拒絕引渡，一共列舉了８個方面，第４個方面涉及到死刑：按請求國的法律，作為請求引渡原因的罪行應判處死刑，除非該國做出被請求國認為是充分的保證，表示不會判處死刑，或即使判處死刑也不會執行。
顯然它和“政治犯不引渡”的強制理由不一樣，所以“死刑犯不引渡”怎么能是原則呢？世界上現在還有一半以上的國家沒有廢除死刑。之前外交部也說過，以后締結引渡條約也不一定非要按照中國和西班牙的這個模式，“死刑犯不引渡”不是國際原則。
責任編輯：林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