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去何從？
觀察
為何今年日子最難過?
早報特派記者 黃武鋒 發自溫州
“我們開廠10余年從來沒有用過銀行的貸款，但現在想用了卻發現用不了。”蒼南縣金鄉鎮一印務公司老板呂大為的話語中透著一絲無奈。銀行方面，正是因為其沒有貸款信用記錄，在信貸緊縮的今天，根本就很難貸款給他，除非呂大為選擇全額抵押貸款。
“一個年產值已經達到3000萬元，40%貨物出口的企業，卻沒有用過一分銀行貸款。”這就是大多數民營中小企業的真實寫照。
“最低的時候我們民間借貸月利率只有5厘(0.5%)，比銀行貸款還便宜。”呂大為需要用錢時，一般都很“急”，但銀行光審核流程可能就要半個月，根本等不了。
每當遇到這種情況，民營企業傳統上會通過親朋好友拆借或者利用民間資金。
通過自有資金流動，供應商一般允許賒欠、接到訂單后生產、發貨后大概一兩個月收回貨款，長期以來大量民營中小企業就是通過這種模式，過著自己“滋潤”的日子。但信貸緊縮風暴驟然刮起，他們猛然發現，這招不“靈”了。
不靈的原因很多。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將其歸結為五大因素：宏觀調控、銀根收緊、原材料漲價、人民幣升值、勞動力成本上升。
原材料漲價
首先在原材料上，以打火機行業為例，其原材料鐿、白金、鋼等價格大漲，銅從兩萬元/噸漲到7萬多元，鋅也從原來的8000多元漲到了近4萬元/噸。這樣一來，要維持同樣的生產規模，所需要的流動資金就遽然加大；而人民幣升值和次貸危機更讓企業資金鏈雪上加霜，“早就簽好的訂單，做肯定虧，不做就丟掉客戶”，艱難的抉擇下，部分企業選擇了繼續出口，利潤空間繼續被壓薄。
海外“老賴”日益增多，也讓出口導向型企業居多的溫州民企頗感頭疼。商務部研究院根據實際調研、上市公司公告及海關等相關數據，綜合得出一個估算值：中國企業被拖欠的海外欠款大概有1000億美元,并且每年以150億美元左右的速度增加。
新勞動法之痛
不利因素遠遠不止這些。在新勞動合同法和節能減排等各項政策的要求下，企業的利潤空間也在一步步縮小。
“我們服裝行業原來的凈利大概在5%左右，現在可能只有3%。”溫州服裝商會秘書長張瓊瑤告訴早報記者，新勞動合同法把部分不合規企業原來通過擠占“員工”貢獻的利潤吐了出來。
“我們現在每年都必須漲工資100-200元，不然員工就會跳槽。”溫州富康鞋業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光榮對這點有深切體會。
瑞安市企業家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黃德奇提供的一份數據則更能說明問題。
調研結果顯示，年平均勞資成本每位職工同比增加支出在4000元至7000元之間，最高的一家成長型企業達9642元。“也就是說，企業每年要多付4000-7000元左右給員工，如該企業員工為1000人，每年用工成本就需要多支出400萬元。”黃德奇說。
銀行基本停止放貸
銀根緊縮的效應也正在顯現。據知情人士透露，到5月底溫州銀行業第二季度貸款額度就已用光，現在各銀行已基本停止放貸。
另一方面，溫州的民間利率也在逐步走高。“據我了解，有的利率已經達到了1毛(月利10%)。”溫州民營企業促進會秘書長蔣潔表示，銀行貸款和民間利率之間存在“杠杠效應”，銀行放貸緊，民間利率自然就上升。
“但現在還不是民間利息高的問題，是企業根本不可能用。”呂大為分析了他想找銀行貸款的原因，“以前借款主要是訂單來了，借錢購買原材料，應完急有可能半個月就把錢還了。”而現在是原材料整體漲價，是維護正常生產要錢，不是應急生產，“也就是意味著借款期限必然很長，這樣一來誰負擔得起啊！”
而即使能從銀行獲得貸款的大企業也有著苦處。
“每年銀行貸款那么多，也算大客戶了，往年月利率只要6厘(0.6%)，今年卻要8厘( 0.8%)，也許還要漲。”柳市一家大型電器企業的負責人向記者訴苦。
上述負責人還進一步指出，“我們配套企業一般都有數百家，配套企業和我們是‘魚和水’的關系，他們貸不到款，我們也不能眼睜睜看他倒下，必須加快付款周期，讓他們能保持生產。”
出路
企業自救 改行、外遷、引資
早報特派記者 黃武鋒 發自溫州
“要么在沉默中倒閉，要么自己闖出一條路。”溫州富康鞋業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榮發說這話時，語氣中透著一股溫州人“敢為天下先”的豪氣，“現在是困難時期，但也是發展壯大的好時機，只有做大做強才能不怕風險。”
接下來，他要做的事情還很多，首先是希望和銀行協商能多增加一些貸款；希望供貨商能在合作良好的情況下，恢復以前延期付款的模式；希望能夠把自有品牌‘富康’做得更響。
困難依舊，但部分白手起家的民營企業家們已有面對困難的勇氣。
“我們新開發了一種筆記本，圖案做工上都有了些改進，現在銷量很好。”小企業主呂大為告訴記者，“單溫州就有30萬家企業，你不可能指望政府一家家來照顧。”
呂大為還調整了銷售策略，出口不賺錢就不出口了，轉為主攻內銷。在采訪他的次日，他還打來電話說，通過阿里巴巴使用網絡聯保，他已經貸到了70萬元，有望稍微緩解資金壓力。
在溫州，廣為流傳的故事，則是米哥食品的死里逃生。去年底，米哥已經因為資不抵債瀕臨破產，但在今年4月成功引進本土企業通泰投資，在5月份就實現了重新開業。其原來的老板白創仁轉任執行副總，主要負責新產品的生產和開發。
“但這并不具有標本意義，從溫州人來說很難把自己的企業轉手他人。”溫州民營企業促進會秘書長蔣潔比較推崇的是“自然股東”模式，即在資金緊張時，也不必借高額利息的貸款，直接選擇外來資金入股，但是經營權仍歸自己所有。
更激進的方法就是整體外遷，這可以有效避免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等因素，同時也可以保證配套。據溫州眼鏡協會統計，僅在江西上饒的余江眼鏡工業園，就有搬遷過去的溫州企業40多家，已初步形成規模。
但外遷也并不是萬用靈藥。溫州服裝商會秘書長張瓊瑤“就知道有幾十家外遷失敗的例子”，失敗的原因很多就是出于配套、采購的不齊全，“你可能為了一粒扣子還是要回到溫州來買。”
在張瓊瑤看來，眼下最緊要的還是要加強創新，不能把創新放在口頭上，“我們現在同樣的西服企業，好的一套能賺幾千元，差的才能賺幾十元。”
政府“藥方” 國稅總局浙江經委緊急調研
早報特派記者 黃武鋒 發自溫州
讓一些中小企業欣慰的是，他們的困難已經得到了政府的重視。近期，國家稅務總局、浙江經貿委已經先后在浙江紹興、溫州、臺州等地開展了調研，詳細了解中小企業的不同困難及成因。
“國稅總局來調研時，我已經提交了關于對中小企業各項稅費適當優惠的建議，希望能夠有所回應。”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告訴記者，這也是我們協會3000多會員的一致愿望。
針對個案的拯救也在進行中，據新華社報道，浙江、臺州、椒江三級政府在4月份就已經展開了對飛躍集團的援手。通過浙江省政府協調，飛躍集團的各家貸款銀行已經達成支持企業發展、不壓縮貸款的協議。臺州市、椒江區已采取資產重組，臨時借用資金，收購資產等方式，積極幫助企業維持正常生產。
更大規模的幫扶行動正在溫州展開。6月5日，溫州市政府召開了名為“政企聯動、攻堅克難”企業服務年活動千人動員大會，要求實實在在地幫助企業解決面臨的主要困難和突出問題。此外，溫州市經貿委還于5月20日牽頭舉辦了銀企對接會，19家銀行當場簽出28個項目總計16.18億元的貸款授信協議。
“雖然現在企業集體呈現出來的是資金問題，但其根源卻來自多方面，即使能給他們大量提供資金也不能解決問題，更何況現在銀行都商業化了。”對于眾多中小企業希望政府能解決融資問題的期待，溫州市經貿委辦公室副主任林海表示，“我們目前也正在抓緊出臺有關扶持政策，前期十五條服務措施已經推出。”
據介紹，目前推出的服務措施主要包括鼓勵企業創新、標準廠房建設、企業融資服務等內容。
“要使中小企業走出危機，必須加快推進傳統產業的改造提升，必要時還需要‘壯士斷腕’。”溫州服裝商會秘書長張瓊瑤說，他們正準備發出倡議，希望政府能夠引導那些無法生存的企業關停并轉，化被動為主動，避免由于信心缺失帶來對行業的震動。
“嵊州領帶提價”樣本 0.1美元的大價值
早報特派記者 吳正懿 發自嵊州
在低附加值的紡織品中尚處“利潤高端”的領帶業，正遭遇著前所未有的資金危機。日前，全球最大的領帶制造基地——紹興嵊州市以行業協會牽頭發起“集體提價”，成為其謀求全球定價權、破除資金鏈危機的嘗試。
這種提振信心式的集體博弈，或能成為長三角“產業集群”突圍的樣板之一。據了解，浙江省副省長鐘山對此曾批示：做得很好，值得總結。
利潤！利潤！
6月14日，嵊州“中國領帶城”門庭冷落，攤主三三兩兩圍在一起聊天；距其2公里的嵊州領帶工業園區，織機聲也顯得有些低沉。
很難想象，這兩個地方支起了全球領帶業最大的產銷線。自1984年產出第一條領帶，較早承接國際領帶業轉移的嵊州逐步成為全球制造基地。數據顯示，73萬人口的嵊州現有領帶企業1100多家，去年領帶產量3.5億條，產值超100億元，約占全國80%、全球40%；出口80多個國家和地區。
但最好的時光似乎已經過去。該市領帶協會今年3月調研發現，行業背負著4座“大山”：人民幣同比升值近5%；出口退稅下調2%，土地稅上調0.3%；《勞動合同法》實施，銷售成本提高1.5%；真絲原材料價格比年初上漲12.5%。
嵊州泰紳領帶服飾有限公司總經理張帆告訴早報記者，今年前5個月，由于外貿訂單劇減，當地領帶企業大概只開了6成生產線。很多依賴采購商訂單的中小企業處于微利守業狀態甚至虧損。
數據顯示，今年1季度，嵊州領帶出口額5515萬美元，僅比上年同期增長12%，增幅同比下降大半。
0.1美元的博弈
轉折出現在4月。當月2日，嵊州領帶行業協會換屆，該市最大的領帶服飾企業——浙江巴貝集團董事長金耀被推選為會長。當時，金耀的一席話讓在座老總群情激昂：“如果每條領帶提價5美分，嵊州領帶每年至少多得利2000萬元人民幣。”
幾天后，協會決定，年出口額在200萬美元以上的25家企業集體提價，每條色織真絲領帶提價0.2美元。
4月12日，經協商，6家日本市場的采購商同意了0.2美元的提價要求，但全球最大的男士飾品采購商——美國RANDA公司表示“難以接受”。RANDA公司是嵊州領帶最大的采購商，去年在嵊州的領帶采購額2000多萬美元，占該市領帶總出口額一成以上。
嵊州領帶協會副秘書長周慶余對早報記者說，若RANDA同意，就昭示著集體提價“取得了勝利”。
不過，事情遠沒有想象的簡單。4月14日，RANDA公司負責人原定與金耀的飯局突然取消。此時，會員企業內部也出現不同聲音，部分企業擔心一旦談崩，采購商會將訂單轉移。
“節骨眼上，抱團作戰尤為重要。”周慶余關鍵時刻很堅持。
隨即，協會4名工作人員全體出動，做老總們的“思想工作”。“游說”之下，7家企業統一口徑，與RANDA公司開始了艱苦的談判。4月30日，包括“巴貝”在內的7家領帶企業接到RANDA公司通知：同意從5月起，每條色織真絲領帶提價0.1美元。
“雖然只提了0.1美元”，周慶余笑道，但嵊州每年出口色織真絲領帶約1億條——這意味著，提價后將增收約1000萬美元。
副省長的批示
躍躍欲試的嵊州，已試圖掌控全球領帶的定價權和話語權。
長期以來，嵊州將意大利小城科墨作為比肩對象。后者有200多年的領帶生產史，引領著全球領帶業潮流。 “客觀地說，嵊州還不足以匹敵科墨。”一位不愿具名的領帶企業負責人對早報記者說，嵊州出口領帶在國外零售店售價不超過50美元/條，而科墨生產的多在100美元以上，“核心問題是，科墨有全球知名的設計中心，嵊州領帶基本是仿冒或照搬其設計，沒有創新能力。”
嵊州領帶無法擺脫采購商的利潤“蠶食”，原因便在于此。RANDA公司高級經理鐘鵬直言不諱：“現在說嵊州領帶掌握全球定價權、話語權還為時過早，如果嵊州供應商只知道提價、不注重提升品質，不排除RANDA重新培育生產商的可能。”
另一大瓶頸是領帶的原材料“白廠絲”要從浙江嘉興、廣西等地大量外購，價格無法掌控。2005年來，國內“白廠絲”價格波動像是“過山車”，在10多萬元/噸至30多萬元/噸間搖擺，領帶成本難以控制。泰紳領帶總經理張帆說，成本難以控制，銷售又必須依靠采購商，難免受制于人。
“提價不是解決問題的最終答案，但它提振了信心，也使我們意識到領帶業的深層矛盾與危機。”周慶余說，幾家大型領帶企業正醞釀下幾步“棋”：到廣西、云南籌建桑蠶基地，減輕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壓力；合并、重組現有印染廠，發揮規模效益；收購國外品牌并建立國際設計研發中心等。
嵊州領帶“集體提價”的另一層意義是，它為浙江“產業集群”在面臨外部環境壓力時如何走出困境提供了樣本。5月9日，嵊州市上報的《發揮協會作用加強行業自律——嵊州領帶協會企業集體提價應對出口困境的做法和啟示》被浙江省政府辦公廳《專報信息》采用，副省長鐘山批示：做得很好，值得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