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官”

    送錢就能保官

    “手下年年送錢，還不是想升職！”庭審首日，文強之妻周曉亞一句話就道破了他苦守多時的“天機”。在重慶警界官場里，文強站在頂尖，和他三名同庭被審的昔日手下，組成一個“黑金字塔”。而這在外人眼中無限風光的幾大“金剛”，要站在這一層，實際上需要用極大代價換來。

    “雖然私下我們兄弟相稱，但我深知文強是收錢辦事的人”，陳濤曾經在供述中說

    2001年，從四川省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到直轄后的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等了9年，文強終于有機會上升一步，坐上了重慶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的位置。因為實際上代行局長的職務，他實現了大權在握。從這一年起，每年春節都是文家最大的日子，因為接近春節，文強的生日成了下屬最好的“進貢”時機。無論是黃代強、趙利明還是陳濤，從這一年起到文強被“雙規”前，沒有誰敢不出席文妻每年通知的生日宴，也沒有誰敢不揣上信封包好的1萬元。

    庭審中，曝出了更多讓人失笑的“買官”秘聞，突顯文強在官場黑金網絡中游走的精明、老辣。

    在所有給文強送錢的下屬中，冉從儉算是最倒霉的一個。2009年春節前后，重慶市勞教局副局長冉從儉聽到勞教局時任政委即將“到點”，一心想解決“副廳”級別的他找到和文強相熟的陳萬清，希望能借助文強的職權在不久之后升任重慶市勞教局政委。

    陳萬清供述，文強告訴他，當時勞教局幾個副局長資歷都不淺，而冉從儉在單位的民主測評中排名倒數第一，因此不僅難以提拔，局里還打算讓冉從儉到基層的勞教所去工作。

    后來陳萬清約到了冉從儉和文強吃飯，但是文強很快就借機離席了。焦急萬分的冉從儉帶上自己籌到的40萬元，加上陳萬清借出的10萬元，讓陳萬清務必送到文強手上。文強將錢拿回家后，對妻子說：“勞教局有個人本來要遭開除的”。

    自以為用錢保住位置的冉從儉于2009年7月在報紙上看到一份重慶某市級部門對全市市管處級干部的考核結果，他作為勞教局唯一一名“市級部門2008年度優秀領導干部”，位列榜單。如今，因為行賄罪被拘的他，一再向辦案人員訴說文強的“不地道”。

    2008年6月25日，重慶市公安局召開干部大會，宣布文強不再擔任副局長，由王立軍接任。2008年7月25日，重慶市第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任命文強為重慶市司法局局長。這是文強等了16年的一次升遷。同時也表明他需要轉換自己在官場中的網絡了，對此警界“第二層”很敏銳地感受到了——庭審中公訴人質問黃代強，2004年至2008年，他每年春節都給文強送紅包，但2008年文強調任司法局后，就沒再送了。

    “難道黃代強對文強的敬意到了2009年就突然間蕩然無存了嗎？”公訴人話音剛落，旁聽席上一片竊笑。

    “干媽”

    暗中投靠的官場附庸

    除了縱橫交錯的根系，還有不少以附生物出現的寄生蟲。文強的妻子是以共同受賄罪被起訴的，在為她作最后辯護時，有這樣的辯護詞：“被告人周曉亞作為一個非國家工作人員，其之所以構成受賄罪，是因為其丈夫文強屬于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她則屬于法律規定的"特定關系人"。也就是說，被告人周曉亞作為一種"非身份犯"，不能獨立構成受賄罪，其只能依附于文強的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才能構成共同受賄犯罪。”

    在文強的所有錢路中，“來歷不明”的周紅梅是相當獨特的一種。她把目光投向了文強的身邊人周曉亞，她的孩子和周曉亞的兒子同在一個班上讀書。

    周紅梅開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裝飾工程有限公司，做小本生意。在1996年之前，這個公司拿不到什么工程，但是認識文家后，她的機會來了。

    “周紅梅到處說是我兒子的干媽，她做生意很多時候都要找文強幫忙。”周紅梅知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因此，除了不斷給文家送錢以外，她后來又把裝飾公司35%的股份作為干股送給了文家——此后，她以分紅的名義，共給文家“上貢”了162.5萬元。

    文強和周曉亞一不出資，二不參與管理，卻每年都從天上掉下一堆“分紅”來。庭審中，關于“以干股分紅形式收受利益是否構成受賄罪”引發了激烈的辯論。

    黑白糾結

    歷史給予文強的另一個機會是，他在重慶官場費心經營自身的利益網絡時，重慶黑社會性質組織本身也恰好處于不斷壯大和飛速發展的時期。上世紀80年代初期，新時代的“袍哥”已在重慶滋生和萌芽；90年代初，逐漸形成帶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團伙。

    在這種共同的性格和文化背景下，需要經常與這些新時代“袍哥”們打交道的文強，在黑白游走中，不僅失去了平衡，還最終糾結一路。

    局長，還是“教父”？

    在重慶市公安局內部展示的打黑成果展中，有一幅文強及其所保護的黑社會性質團伙的組織架構圖。

    在這幅圖中，文強為金字塔塔尖，下面分別是文強的“四大黑將”——重慶市公安局刑警總隊原副總隊長黃代強、治安總隊原總隊長陳濤、公交分局原副局長趙利明、墊江縣原副縣長兼公安局長徐強。通過這“四大黑將”，文強為“六大黑幫”提供“保護傘”：陳明亮團伙、龔剛模團伙、岳寧團伙、王小軍團伙、王天倫團伙、謝才萍團伙。

    “黑老大”王小軍初見文強，就深明其為何在江湖上有“教父”之名。庭審中他供述，為了生意好做，必須要結識文強這樣的人，才能勝過同行。文強經常和陳濤、黃代強來我的夜總會喝酒唱歌。有一次，陳濤吩咐去買一束鮮花，以為他是要送給哪個女娃兒，后來才知道，他是要送給文強。當時文強在唱歌，他一進門就單膝跪下。我在想，像陳濤這樣的人物都要去巴結文強，可見這個幫派不簡單。

    在王小軍眼里，“社會上的人都稱文強為"教父"，他們喜歡拉幫結派，每個人都稱霸一方，那時對公安的印象很不好，總覺得如果出個什么事情，只要花點錢，肯定能擺平。”

    文強和手下的關系，也充盈了這種“教父”意味。趙利明供述，有一次去喝酒，文強專門把他和黃代強留下，很兇地問趙利明：“你看是站著說，還是跪著說！”趙利明嚇得馬上半跪，文強開始臭罵他目中無人，背叛他。“我心里清楚，他是怪我那段時間沒有送禮給他，他叫我去玩也沒出去。”

    指定辦案“撈人”

    在陳濤的供述里，有一次黃代強給他打電話時，說“老板找你。”作為一名公安局局長，文強的下屬們對他的稱呼是“老板”。在警界內部的地下江湖里，文強的身份確實有點像老板，正廳級的他在金字塔尖，下層是分管刑事、公交、治安的幾大正處級部門，這些部門到處去拉項目。他負責協調，從中獲取利潤。

    從庭審中可以發現，在黃代強、趙利明和陳濤之間，在文強上任司法局局長之前，黃代強和文強的關系最“鐵”。作為金字塔第二層的靠前人物，他甚至可以充當文強與涉黑組織之間利益往來的橋梁。

    “黑老大”王天倫案很鮮明地展現了這個過程。這是黃代強自己“扒”回來的項目。王天倫當時惹了命案，同時其涉黑組織已經在接受調查。當時的黃代強是三支隊的隊長，但是這個案子歸一支隊管。“這個案子要文強才能擺平”，受中間人李勁松所托的黃代強立即找到文強。

    霸氣的文強立即找來當時刑警總隊的隊長王智勇。根據李勁松的供述，文強當場辱罵了王智勇，并打招呼說要“黃代強上這個案子”。于是，案子從一支隊轉到了三支隊，最后又從三支隊轉到了基層。用公訴人的話來說，在這種黑白糾結的運作下，“王天倫的案子竟然歷經兩任公安局長的批示都沒法順利查辦。”

    文強自己則供述，當時插手王天倫的案子，是因為其手下黃代強向他提出“想上這個案子”，因此他就從中進行了協調，他的解釋是，黃代強想辦該案是因為覺得該案容易立功。只是他沒法解釋，僅僅為此他就收下了王天倫的20萬元。

    夜總會的常客

    因為長期缺乏監督機制，文強等人在這種黑與白的游走中，甚至肆無忌憚到享受的地步。“重慶的夜總會等娛樂場所，普遍都有賣淫等違法犯罪活動。”在庭審中，這句話是掛在黃代強、趙利明、陳濤甚至文強自己口邊的常用之語。但是隨后的辯解是：“也有特例”，或者是“夜總會違法不歸公安局長管，總隊隊長也管不了，這是基層派出所的職責。”

    事實上，他們本身就是“常客”。多名基層警員坦言：“都知道岳寧、馬當和文強很熟，文強常去他們的夜總會玩，我們哪敢去查？”

    在最后的庭審辯論中，趙利明的辯護律師說：“客觀地說，趙利明17次獲嘉獎，11次被評為優秀公務員，20多個經典案例被錄入教材。連如此的警界楷模都要趟此混水，重慶警界內部不科學不民主的選拔機制，造就了他的悲劇。”

    文強斂財路線：

    1.商人主動送錢“養官”。

    2.每年生日向下屬“納貢”。

    3.接受企業干股。

    4.收錢“撈人”。

    文強從政路線：

    1972年1月參加工作，1977年9月入黨。

    曾先后擔任四川省巴縣公安局副局長，巴縣政法委副書記兼公安局副局長，巴縣縣委常委、副書記。

    1992年9月任四川省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

    1997年8月任直轄后的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

    2000年11月，提任正廳局級偵察員。

    2003年任重慶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

    2008年7月任重慶市司法局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