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日，全球各大媒體均在醒目位置刊登了日本首相、民主黨黨首鳩山由紀夫宣布辭職的消息。鳩山自己說，其辭職理由有二：首先是駐日美軍普天間機場搬遷問題導致政治混亂和民眾不滿，再者是自身所涉政治資金丑聞影響民主黨形象。國人見慣了西方發達國家政要動輒辭職的風氣，也見多了一些國家首相或總統被嚴厲問責乃至彈劾的新聞。

????反觀時下中國官場，官員是公認的穩定、安全、福利好、聲望高的職業，雖然可以零星見著幾個小官引咎辭職，或被追究責任，但離形成“官場有風險，為官需小心”的氣候還相去甚遠。中紀委的統計顯示，2009年全國共有7036名領導干部被問責，而2009年我國公務員的人數已經超過1000萬。因此，當《人民論壇》不久前公布了那個44%的受調查者認同“做官也是一種高風險職業”的調查結果時，自然引發了噓聲一片。事實上，由于我國很長一個時期并沒有一套完備的行政問責制度，除了少數官員因重大事故被問責外，因決策失誤，或者在作風、道德、紀律等方面違規被問責的官員很少，更多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直至最終逃避了追究。

????行政問責是現代法治國家強化和明確政府責任、改善政府管理的的一項重要制度。西方發達國家，當官員出現失職、瀆職并造成不良后果或損失，出現個人行為不端、生活丑聞并造成不良社會影響等，該官員就會被追究相應的責任。鳩山由紀夫的主動請辭再一次說明了這一點。

????我國對官員進行行政問責的主要依據是200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并通過了《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行政問責的暫行規定》及地方出臺的相關實施辦法。雖然將問責提升到了制度層面，為進行行政問責提供法規依據和程序指導，但在在實踐層面上卻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現是：一、行政責任不明。現行體制下，黨政之間、行政機關上下級之間、不同行政機關之間職能交叉嚴重，責任劃分模糊。二、行政問責范圍過窄。當下的行政問責大多局限在重大安全責任事故的事后責任追究，而忽視了對決策、用人、工作績效和廉政建設責任等的追究。三、異體問責主體存在缺位。我國目前啟動的主要是同體問責，由黨委和政府來實施。四、行政問責法律缺失。從法的形式看，中國已有的專門的行政問責制度只是地方性的政府規章而不是全國性的法律。五、政府績效評估機制存在缺陷。包括評估考察上存在著困難，尚未建立起一套科學的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六、缺乏被問責官員的權益保障機制。現行《公務員法》及其配套法規沒有對公務員涉及本人的人事處理不服規定必要的司法救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