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日從國家發改委相關人士處了解到，備受關注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近期有望出臺。據透露，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重點在于讓利，包括政府對民眾的讓利，企業對職工的讓利等。

 ???改革重點在于讓利

????事實上，早在2004年，我國就出臺了《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的相關草案，但正式文件一直未出臺。

????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在初次分配中兼顧效率與公平，

????為此，今年4月以來，發改委已先后數次召開有關收入分配的研討會，國務院研究室、財政部、人保部、民政部等部門均有官員出席。其間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還曾分赴浙江、四川等地進行調研。

????6月13日，國家發改委再次就收入分配改革召開研討會，有關專家建議，按照同股同權的原則提高壟斷行業央企紅利上繳比例，提高地方自留稅收的比例。事實上，讓利成為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包括政府給民眾讓利，以及企業給民眾讓利。

????相關數據顯示，從1978年到2006年，我國居民收入年均增長6.7%，遠遠落后于同期經濟增速。

????“調整收入分配結構關鍵看兩個比重：一是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的比重；二是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而初次分配政策是這次改革的重點。指導意見將會提出在初次分配中適當提高勞動報酬的比重，改變目前初次分配中資本所得偏多、勞動所得偏少的局面。”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向記者表示，此次收入分配調整是雙方面的，高的要往低處調，低的往高處調，進一步縮小貧富差距。

????“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重點在于讓利。”接近發改委的有關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包括政府對民眾的讓利，以及企業對職工的讓利。該人士指出，政府向民眾讓利包括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加大城市化進程，以及政府提高科教文衛支出，推進“非公36條”的實施等。

????需要協調各方面利益

????“收入分配牽涉到各方面利益的調整，怎樣兼顧社會公平正義？怎樣和擴大內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結合起來？這不是簡單的問題。”國家發改委相關人士表示。

????在收入分配改革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糾葛中，政府處于最核心的主導地位。而問題的復雜之處在于，政府自身同樣存在著各種利益的糾結。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認為，在政策層面上存在相當程度的要素配置失衡。以地方政府為例，其目標是拉動GDP增長，因而熱衷于鼓勵資本密集型投資，為大企業提供各種優惠政策，不斷把經濟資源向強者傾斜；相對來說，對勞動密集型小企業重視不夠，而后者恰恰是解決就業的主力軍。

????事實上，企業讓利于民也同樣存在這個問題。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消費室主任陳新年指出，從讓壟斷企業上繳紅利這一點上來說，必然會遇到很大阻力，因為壟斷行業自身的利益會受損，需要一定的稅收等補償機制，而對于非國有企業來說，要使之讓利于職工，提高職工收入，則會面臨更大困難。

????“可以通過財政稅收手段對企業予以鼓勵，或者通過立法或行政手段予以監督。”陳新年建議。

 ???提高個稅起征點呼聲漸高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表示，中國已基本具備條件，實現“年均工資增長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顯然，漲工資是“國民收入”倍增的重要手段，事實上，目前漲工資已成為大勢所趨，今年以來，各地最低工資標準“漲”聲一片。目前，上海月最低工資標準為1120元，為全國最高；從4月1日起，浙江省將對全省的最低月工資標準進行調整，最高一檔的最低月工資標準提高到1100元；廣州市最低工資標準上調至1100元，新標準從5月1日起正式實施。7月起，深圳最低工資亦統一提至1100元。

????另一方面，關于提高個稅起征點的呼聲最近也很高。在這方面，廣東有望率先破冰，針對廣東省政協委員黃西勤關于提高廣東個稅起征點的建議，廣東省地稅局日前答復稱，將向中央反映，建議對個人所得稅工薪費用扣除標準建立和地區物價水平、通脹系數相掛鉤的浮動機制。

 ???政協委員建議兼顧收入和通脹情況確定個稅起征點

????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是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基礎。如何處理好國民收入分配問題，把社會財富“蛋糕”分好，在全國政協十一屆常委會第十次會議上，受到了全國政協常委、委員的高度關注。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從1997年到2007年10年間，勞動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53．4％下降到39．74％。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普通職工工資收入水平偏低，工資增長長期落后于經濟增長。”全國政協常委、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徐振寰說。他認為，擴大內需、拉動消費，必須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職工工資收入水平。

????“作為國民經濟重大關系中的最基礎部分——社會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已經成為當前各種社會問題與社會矛盾的深刻根源。”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溫思美指出，當前，我國政府控制的財力已經達到10萬億元的規模，是改革開放初期的100多倍，通過完善收入分配機制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已經具備了基本實力。

????為此，溫思美建議，國家應進一步調整財政支出結構，使更多的財政資源投向民生領域，應將民生福利投入增長高于財政收入增長列為剛性約束指標，長期持續。同時，加快稅收制度的完善、改革，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根據地區情況制定不同的個稅起征標準。

????個稅起征點上調至多少才合適，眾說紛紜。全國政協委員莊威認為，“應兼顧職工平均收入和通脹情況來確定個稅起征點。建議以上一年度全國社會平均工資為個稅起征點。”在他看來，這樣設定個稅起征點一方面爭議較少，另一方面，在通脹情況下，個稅起征點也將隨著社會平均工資增加而逐漸上調，不至于給工薪階層增加過多的負擔。

????溫思美建議，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混合型個稅稅制結構模式，并逐步向將納稅人的生計、贍養等情況綜合考慮的稅制過渡；規范高收入階層的所得納稅，出臺包括財產稅或物業稅及相應的消費稅等在內的新稅種；允許有條件的地區先行在權限范圍內進行稅制改革。

????改革收入分配要“削高”更要“提低”是全國政協常委、委員們的普遍共識。全國政協常委蔣以任認為，一方面要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調控和監管，逐步消除非市場因素導致的不合理收入差距，同時要通過繼續增加養老金，提高最低工資、城鄉低保標準等逐步提高中低收入者的工資標準和社會保障標準。

????他同時提出，在談到收入分配問題時應避免一個誤區，即單純用收入水平來衡量高、中、低生活水平。國外的中產階級除了收入本身外，社會地位、生活方式等都是其重要特征。

????“創建和諧社會，不單純是收入分配差距的問題，關鍵是要創造出一個長效的、公平的體制機制和政策環境，讓低收入層有機會迅速向社會較高層次流動，才能創造一個我們所期望的‘橄欖型’社會。”蔣以任說。（據新華社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