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畫：中產階層。羅琪繪（人民圖片）

    保民生、促和諧，一個重要目標就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作為中間階層，中等收入群體本應是社會的穩定器。然而，畸高的房價透支了很多人半生財富，再加上“短腿”的社保、高強度的工作、子女教育、戶籍門檻……國內的所謂“中產”背負著種種生活壓力。“房奴”、“車奴”、“卡奴”、“孩奴”……浸透著“中產”的苦惱與無奈，也使建立“橄欖型”社會顯得長路漫漫。

    近日，記者走進這一群體，觸摸到部分“中產者”的真實生活狀況。讓我們一起來聽聽他們的心聲。——編者

    本報記者 杜海濤

    房子是一座山

    買了房子，工資的一半交了房貸，新買的轎車也不能開了。原本還算輕松的生活，完全變了模樣。

    ●北京某風投公司項目經理 周猛

    4月，北京某風險投資公司項目經理周猛實在受不了高房價的刺激，狠下心，花150萬元在雙橋附近買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

    房子是1997年建的，外墻灰暗，陳舊不堪；小區不大，在密集的樓群中很不顯眼，甚至連像樣的保安也沒有。周猛顧不上這些，匆匆簽下了合同。中介公司業務員在旁邊提醒：現在房子一天一個價，現在不買，明天就漲！

    為了這套房子，周猛不僅花光了自己和妻子的積蓄，還向親朋好友借了20萬元，從銀行貸了100萬元，“盡管每月有5000多元的貸款，但好歹算有個家了。”

    33歲的周猛畢業于南方某財經大學經濟系，1999年回老家山東，在一家老國企當會計。當時的工作安逸、清閑，還結識了同做會計的女友。

    清閑之下，周猛卻有著一顆“不平靜”的心。面對每月1000多元的工資，周猛感到莫名的恐慌：就這樣“混”下去，實在有所不甘。2003年，他離開這家企業，考取中國人民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兩年后進入北京某風險投資公司，開始了新生活。

    談判、評估、規劃……憑自己在國企4年積累的經驗和勤奮努力，他很快成為公司骨干，業績不斷提升，收入水平也上了新臺階。

    然而，住在北京，房子是壓在周猛肩頭一座無法躲避的“大山”。

    周猛說，剛到北京，對房子并不關心：女友還在山東，結婚未提上日程；公司樓上有公寓可住，每月只交少量房租，方便又省錢……他把全部心思撲在工作上，手里的余錢也大都投向了股市：“錢生錢總比買房子好吧！”

    后來，北京房價開漲，周猛有些猶豫，開始在單位周邊看房。一套套新房固然讓人眼饞，可相比手里的積蓄，每平方米動輒過萬元的房價還是嚇人。他只得把買房的念頭暫且擱置：“那時想，只要房價能穩住，用不了幾年，就能攢足大半房款，房貸的壓力會小得多。”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樓市受到沖擊，公司也受到影響。周猛清閑了些，趁機結了婚，他將妻子接到北京，在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做助理，新家就安置在公司的公寓。沒想到2009年下半年以后，北京樓市突然逆轉，房子一天一個價，到今年初，五環內房子的均價一舉躍上了3萬元/平方米！

    周猛急了！

    結婚后，雙方父母急著抱孫子。沒有自己的房子，根本不行！妻子剛到北京時，由于是外地戶口，又沒房子，一次出門竟被警察攔住，要看暫住證！周猛實在受不了這種“待見”。他橫下一條心，堅決要買房！房價連漲，手里余錢不多，股市里的錢還未解套。新房子肯定買不起了，就買二手房；大戶型買不起了，就買小戶型！

    買了房，布置新家，原本還算輕松的生活，完全變了模樣：工資的一半交了房貸；由于離公司遠、道路堵，一年前新買的“伊蘭特”轎車不能開了，只能擠地鐵——當然，這也能節省不少開銷。

    買了房，暫時解決了居住問題，可新問題接踵而至：房子太小，將來生了孩子，保姆住哪兒？妻子是外地戶口，生了孩子怎么落戶？到哪里上學？這些事總是困擾著他。周猛想不通：從1999年參加工作，10多年過去了，“工資是10年前的近10倍，可生活為啥總是很緊張？”

    周猛說，剛買的房子肯定是過渡，將來還得換大房子。為了大房子，就得拼命攢錢！他對國家這一輪樓市調控期望很大：也許過兩年，房價真能降下來，那時，把現在的房子賣掉，真正買一套心儀的大房子，再把父母接過來，共享天倫之樂，“這樣的日子能盼來嗎？”

    “鐘擺”式的日子

    185公里的距離，把家庭分成了兩半。坐地鐵、乘高鐵、換出租……回一次家，要折騰4個小時。

    ●上海某證券公司客戶部主管 程躍強

    每個周五，江蘇常州火車站都是最擁擠的一天。

    9月3日，又是周五。晚上19時20分，從上海開往常州的G7204次高鐵準時進站，家住常州新區的上海某證券公司客戶主管程躍強第一個走下火車：明天是女兒10歲生日，他迫不及待要回家了。

    對38歲的躍強來說，雖然高鐵拉近了上海和常州的距離，但從離開自己在浦東的辦公室，到最終回到常州的家，需要坐地鐵、乘高鐵、換出租……這至少也得折騰4個小時，“回趟家，并不易。”

    2002年，躍強離開常州的家，進入位于上海浦東的這家證券公司。8年來，上海—常州，185公里的距離，將他和家庭分成了兩半。他就像一個鐘擺，在兩地之間來回擺動。

    “到上海工作，當初只想換個環境。”躍強說，他原在常州某信托公司工作，正好上海這家證券公司到常州招人，他沒多想就報了名，結果被順利錄用了。雖然常州離上海不遠，但終歸是兩地分居。

    到上海時，女兒剛兩歲。轉眼8年過去，卻從未給女兒按時過一個生日、從未到學校參加一次家長會，躍強十分愧疚。

    為了女兒，躍強也考慮把家搬到上海，“可這件事實在太復雜了！”

    先看房子。到上海之初，躍強并沒想過買房：由于上班較早，他和妻子在常州各有一套福利住房，上海房價也不高，買房子并不緊迫。可現在，想在上海買房，房價早就高得讓人扛不住：內環以里的房子每平方米超過五六萬元，郊環的房子也超過了2萬元，“拿常州的兩套房，也換不來上海的一套房。”

    再看工作。妻子是常州新區公務員，單位的骨干，如果到上海不能調進相應的機關，以前的工作積累就沒了用處，是不是有些不劃算？

    說到“中產”，躍強說，8年來，他從一名基層的客戶經理晉升為客戶部主管，年收入也從最初的四五萬元上升到近30萬元，再加上家里的兩套房，單看收入，也許已經“中產”了。可這8年，除了周末回家，自己一直住在浦東一套出租房里，那只能算是一個“窩”。“如果一名‘中產’5/7時間是在‘窩’里度過，這樣的‘中產’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真不好說呢！”

    躍強說：“我有許多上海朋友，可據我觀察，在上海有房子的不多，特別是這兩年才上班的年輕人，單靠自己的財富積累，根本無法應對這個房價高漲的世界！”

    他介紹，如今家住常州、無錫等蘇南城市而在上海上班的人很多。每到周末，上海火車站總是黑壓壓一片，都是急著回家的人。雖然“聚少離多的日子”很辛苦，可如果重新選擇，大多數人還是愿意選擇上海，因為“人往高處走”。常州等中小城市的生活很安逸，但一眼就能看透未來，沒什么“奔頭”；上海壓力大，但機會也多。“生活就是這樣，有得就有失”。

    最讓躍強放不下的，還是女兒。他告訴記者，已經下定決心，這兩年一定要將全家搬到上海，盡快結束這種“鐘擺”式的生活，因為“初中還算義務教育，像我這種沒有上海戶口的人，接孩子到上海念初中還行。而高中就不是義務教育了，到時再接女兒到上海上學，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