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

　　“叫我打黑英雄，是社會的悲哀”

　　重慶代表團內，作為今年新增補的人大代表，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最初幾天并沒引起太多關注。

　　3月6日，大會進行政府工作報告審議，王立軍受命發言時，駐會記者們才猛然發現了這個涉及眾多熱點新聞卻很少接受媒體采訪的重慶市公安局長。

　　昨天，王立軍接受本報專訪，講述他眼中的重慶打黑，講述重慶警務創新，也講述食品安全背后他的震撼與憤怒。

　　談食品藥品安全

　　“現在三代人守一個單親鏈條。食品、藥品安全問題，我們這一代不考慮，下一代怎么辦？”

　　本次兩會，首次以人大代表身份亮相的王立軍，領銜提交的“關于制定"食品、藥品安全犯罪法"，以嚴刑峻法懲治食品、藥品領域嚴重犯罪的議案”受到多方呼應。最終，十二個省、市、自治區439名人大代表聯名提出了該議案。

　　據悉，這是1983年以來有據可查的聯名代表人數最多的一份議案。

　　>>對話

　　京華時報：你是一名公安局長，為什么會特別關注食品、藥品安全問題？

　　王立軍：去年2月時，我還不知道我今天能作為一名人大代表坐在這里。我的一個科研課題專門研究人體結構，DNA等等。我跟一些專家學者，走了藥廠、工廠、小作坊、加工廠、塑料大棚、養殖場，發現食品、藥品安全的問題觸目驚心。

　　京華時報：怎么觸目驚心？

　　王立軍：一些工廠得戴著防毒面具才能進，在一些地方，蒼蠅都不往肉上落。我們架了五六臺攝像機在油菜花地里，觀察發現有農藥的（地方），蜜蜂都不去采蜜。特別是去年我到一些小幼兒園、福利院考察，見到很多殘障兒童。非常震撼。

　　京華時報：他們的殘障跟有毒食品有關？

　　王立軍：至少80%以上與有毒食品有關。我見過的現場太多了，自然災害的，成千人的死我們去搶救，兇殺現場死五個、八個的也見過，但是見到這些孩子，他們那種慘烈地活著的場面讓我震撼。當時是為了研究，但過程中我覺得這個問題涉及到的健康和民生更重要。所以提了這個議案。

　　京華時報：聽說這個議案最終有400多代表簽名？

　　王立軍：實際上有500多個代表，有一部分沒錄進去。僅僅四天時間，還僅僅是12個省，（我）沒有全部推開去（介紹議案）。這說明什么？說明問題的嚴重和大家的深惡痛絕！現在三代人守一個單親鏈條。食品、藥品安全問題，我們這一代不考慮，下一代怎么辦？

　　談重慶打黑

　　“一個社會如果產生英雄，實際上是這個社會有病，這是社會的悲哀。”

　　坊間盛傳，在文強被執行死刑前一天，王立軍親自到看守所探望，兩人的談話長達50分鐘。正是這次會面，讓文強從心事重重到恢復平靜。有沒有這次會面？王立軍對文強說了些什么？

　　>>對話

　　京華時報：你怎么看老百姓叫你打黑英雄這事？

　　王立軍：一個社會如果產生英雄，實際上是這個社會有病，這是社會的悲哀。

　　我為什么不接受采訪，（因為）一旦成為焦點，對我來說是一種壓力。形成壓力，沒有意義。一個人在社會當中想要很好地服務，首先應該學會沉潛。沉潛代表了一種專注，像搶注商標似的搶注熱點有什么意義？能專注才能冷靜思考、理性思考。我們的承載力和可融性很小，能力也很弱。這種情況下如果還把精力放到別的上面去，沒有意義。因為你所做的事情，人們為了肯定你，支持你，把它冠以很多的英雄主義色彩，自己千萬要冷靜。

　　京華時報：你跟文強最后談了50分鐘的說法是屬實的嗎？

　　王立軍：其實不要只關注這50分鐘，再往前想半步，在那么漫長的時間里，我和文強的談話僅僅是這50分鐘嗎？我和文強的談話僅僅就這一次嗎？不會。但是這50分鐘恐怕是他生命進入倒計時至關重要的50分鐘，讓他多了一份平靜和從容。（談話）這里面有人性化的元素。

　　京華時報：你和他聊了些什么？

　　王立軍：他之前很焦慮，第二天釋然了。這就說明啊，我是犯罪學研究所所長對了。這就說明我是心理學教授就對了，（說明）我是社會心理研究室主任也對了，（說明我是）現場心理研究中心主任也對了。

　　京華時報：為什么？

　　王立軍：只有這種職業，能讓一個人很釋然地對待一些事情，讓一個人能平靜下來，或者事態能夠平和下來。僅僅有責任感還不夠，需要有一種職業感。必須強調職業感。

　　京華時報：怎么對待文強的特殊性呢？

　　王立軍：文強，他有他的社會資歷和社會閱歷，他的能力、他的智商，甚至說他有他超常的一部分。作為一個職業者，理解社會的時候不可能用一個公式解決所有問題。從學術的角度講，應該用諸多的公式來應對一個問題、一個人，就好辦了。

　　京華時報：有人猜測他的平靜源于死刑方式和家人安頓？如果涉秘，您可以不回答。

　　王立軍：你所理解的警察，實際上只有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一，永遠不能說。還有三分之一，沒有辦法說，因為你沒做成。他家里面是沒問題的，他對家人的一種期待，對組織上提出的一些合情合理的要求，不僅僅是文強，任何人，我們國家都應該維護他的權益。一個人犯罪不等于家人都犯罪。

　　京華時報：打黑過程中有哪些犯難的時候？

　　王立軍：外界可能會覺得驚天動地、出生入死。這其實是警察被人不理解和理解的結合點。不理解的是做了這么多高難的動作，有生命之危險，錯綜復雜，高難高壓。但是理解的就是說：哦，只有這樣才是警察，這才是一個合格的警察。

　　它只是一種工作。就好像一個雜技演員一樣，他們給人們造成懸念的動作實際上對他自己是很平淡的一件事。

　　京華時報：那請你告訴我一個真實的警察重要的是什么？

　　王立軍：警察這個職業是一個拋物線。就像發射神七，飛多高不重要，飛多久不重要，能回來很重要，要找到那個最佳的結合點很重要。警察的志向、目標？重要。更重要的是你應該知道老百姓的需求，他們在想什么，應該關注那些弱勢群體。這是落點。

　　京華時報：作為新一任的重慶公安局長，文強案給你什么樣的思考？

　　王立軍：內除積弊，外消積怨。內部的積弊不除，外面的社會積怨就不會消失。

　　談警務創新

　　“這不是改革，只是勤務方式的一種轉化。有的人為了讓自己提升，做了一件事，馬上說自己是改革。不要那樣。”

　　本次兩會中，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回答治理官員的問題時出語嚴厲：“對于官員，嚴是愛，寬是害。”

　　事實上，與打黑同步，重慶也展開了一場警務創新。其中，去年2月起,該市展開交巡警合一改革，在全市部署交巡警警力近萬，對社會治安進行24小時不間斷管控。

　　>>對話

　　京華時報：把原來坐機關的干部趕到街頭去當交巡警，是否有壓力？

　　王立軍：首先說，這不是改革，只是勤務方式的一種轉化。有的人為了讓自己提升，做了一件事，馬上說自己是改革。否定了別人，（就）說是改革，不要那樣。很簡單，就是要適應社會需求。社會需求改變了，還干嗎老是用建國初期的方式？如果說這種轉變讓人們失去了職務、失去了收入，增加了風險，它本身就是一種失敗！恰恰我們這種勤務、機制、體制的轉型，讓人們職務沒失去，收入沒減少，形象還提升，百姓還稱贊，這不很好嗎？

　　京華時報：有沒有人不理解，覺得你太強硬？

　　王立軍：在歷史的進程當中總會有人去破題。不然社會就不是發展的。這是一個概念。第二個就是，這種陣痛是讓個人失去了還是得到了？待遇降低了嗎？收入減少了嗎？社會沒受益嗎？百姓不稱贊嗎？不是。

　　京華時報：衡量這種創新的標準是什么？

　　王立軍：有些人事情還沒干，先把理想說出來了。有的人剛起步就把結果說出來了。有的人事情還沒干完，經驗就研究出來了，多可怕。我們基本上不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老百姓說好的時候它肯定是好的。

　　談學術、家人

　　“防彈衣？可能嗎？重慶社會治安那樣嗎？那我還在重慶干嗎？”

　　公安局長之外，王立軍的另一重身份是西南政法的博導，研究領域為無創傷解剖、刑事現場鑒定等。

　　本次兩會，他的這一學者特質充分體現。“DNA、RNA、線粒體……”不時從王立軍嘴里蹦出來。小組討論時，他還同一位醫學界代表現場討論起了這些專業問題。

　　>>對話

　　京華時報：你怎么平衡公安局長和學者這兩個身份？

　　王立軍：我把學術看得很重，因為它能提升我的職業，幫助我理解社會、研究社會。和大家一起共事的時候，文化的承載力和科技的力量才能讓人感覺到公信力。作為一個公安局的負責人，我就是一個班長。什么是領導？下完命令之后他一頁一頁翻資料，這是領。什么是導？自己先一寸一寸地走，防止有閃失。領導這兩個字就是這個意思。

　　京華時報：時間安排得開嗎？

　　王立軍：我好像整個的時間，沒有什么業余不業余的。

　　我已經把我的學術完全融入到職業里了。兩者是互補的。不像有人想的，我就單純去搞研究。

　　京華時報：除了之前談到的這些身份，你還是一個父親。

　　王立軍：我肯定不是一個好爸爸，（我需要）更多的時間去履行社會責任，把家人舍棄了。

　　京華時報：多年打黑，有傳聞說你平時穿防彈衣，更有一些人很擔心你家人的安危。

　　王立軍：防彈衣？可能嗎？重慶社會治安那樣嗎？那我還在重慶干嗎？不會。這都是人們在猜測。公安局長都是那樣嗎？至于（我的）家人，應該說（他們）是安全的。(張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