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現有法律盲點下的監管乏力，一邊是“無后為大”傳統思維下的求子心切，在各方需求的驅動下，一個規模不小的“卵子黑市”正在武漢悄然形成，一條脈絡清晰的地下利益鏈逐漸浮現。政府有關部門嚴厲打擊非法代孕公司的同時，焦急的不孕客戶卻愿意花高價從這些中介機構得到及時“支援”。

　　這些矛盾表明，建立正規合法的卵子庫，依法管理卵子的采集和供給，已成為當務之急。

　　日前，有關部門在高校云集的武漢洪山區聯合執法，將國內代孕行業內名氣較大的“AA69”、“長江代孕”、“東方百年”等數家非法代孕公司悉數關停。一時間，“代孕”、“捐卵”等詞匯再度成為輿論焦點。

　　記者調查發現，在“不孕不育”成為世衛組織預測的第三大疾病的背景下，“借腹生子”或“借卵生子”的市場需求越來越大，甚至有業內人士稱，“國內在這一領域的管理模式已經到了不得不調整的階段，光靠打壓是不行的。”

　　“別寫我的名字”

　　10月9日，武漢秋高氣爽。按照約定，記者在位于武昌街道口的一家咖啡館見到了 “捐卵者”小琦。

　　這名武漢某211重點高校在讀的大三女生對記者說：“問吧，我都會如實回答，只是到時候請別寫上我的名字。”就在此前一天，小琦剛剛從泰國曼谷趕回到學校，“不是去旅游，是去做手術”。這個手術就是“取卵”。

　　對于自己選擇做這個 “手術”的原因，馬上滿22歲的小琦不愿多說。采訪中，她接了一個老家打來的電話，“我爸估計快不行了，食道癌晚期，在醫院里住了快半年了”。由于剛做完“手術”，小琦的身體明顯還很虛弱，連續說上幾句話就得喝口茶歇一會兒，“這份工作是我自己在網上找的，想盡快籌點錢寄回去，我爸一天光藥費就得400多塊錢。”她說。

　　“入行”過程很簡單。小琦說，“我按照網站上的要求填寫個人基本情況，然后他們給我打電話，見面聊過幾次就簽了協議書，我這次就排上了”，在學生物專業的小琦看來，“取卵對身體的影響是最小的，只要手術后調理得好就不會有什么問題”。在取卵手術結束的那一刻，小琦的銀行賬號里就匯入了近3萬元的 “補償費”，“協議上就是這么約定的：取卵結束當日匯款”。

　　對“捐卵者”小琦的首次表現，親自帶其到泰國做手術的“站長”吳桓（化名）感到很滿意：“她各方面條件確實很不錯，也非常配合我們的工作，整個過程都很順利，需求方也很滿意。”

　　他還告訴記者，他們這一行對“捐卵者”的要求很嚴格，“不是說隨便拉個人就能做，我們都要進行很仔細的醫學檢查。”在他提供給記者的一份醫學檢驗報告單中顯示，每一名“捐卵者”都需要完成16項體檢項目，“然后根據每個人的條件確定補償額度”。

　　經過反復溝通和簽訂保密協議后，“站長”吳桓同意給記者展示他多年建立起來的 “愛心捐卵者個人信息庫”。

　　在這個隱去“捐卵者”真實姓名和身份證號，以數字為代碼、按血型分類的龐大數據庫中，記者看到來自全國各地數百名女性的個人資料，詳細記錄了每個“愛心捐卵者”的全部資料。“我們會定期和她們核對、更新個人資料，因為這些將直接決定補償費用的數額”。據上述中介機構工作人員介紹，按照長相、身材、學歷和年齡，“捐卵者”會被分為多個檔次，“補償費在6000元到4萬元之間，學歷高、身體條件好的拿到的補償費用就會高一點，尤其是在校女大學生”。

　　和小琦一樣，該數據庫中，幾乎所有的“捐贈理由”都選擇了“急需用錢，經濟、生活壓力大”一項。

　　催“卵”成金

　　一項由西方科學家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正常女性到30歲就已消耗掉自身約90%的 “卵子庫存”，“到30歲時，女性的‘卵子庫存’平均還剩12%，到40歲時，下降到3%。盡管三四十歲的婦女仍能排卵，但是不僅其‘卵子庫存’已經所剩無幾，而且質量下降，不利于生出健康的嬰兒”。

　　在國內，由于缺乏相關法律支撐，數年前便呼聲頗高的“國家卵子庫”一直未能建成，這也成為當前“卵子黑市”泛濫的原因之一。

　　“近些年來，育齡人群的不孕不育比例平均大概在13%”，湖北省婦幼保健院生殖中心主任鄭潔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盡管各個地區統計樣本存在一定差異，但是我國不孕不育人群數量確實在增長。

　　談及國內不孕不育比例趨高的現實，醫學專業出身的“站長”吳桓更是激動地對記者表示：“現在婦女群體中有15%左右是不孕的，其中有近5%是無法通過治療解決問題，必須借卵或者借腹。”他還稱，衛生部2000年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中完全禁止代孕和限制借卵的，“其中更是嚴格規定，只能使用試管嬰兒治療周期未用完的卵子。”在他看來，衛生部的這一規定使得卵子的來源變得極為困難，“在試管嬰兒周期中，患者都不愿意將自己的卵子送給別人，即使出錢也不會。國內醫院現在基本不可能通過正常途徑得到卵子，即使運氣好，至少也要等上3年多”。

　　當“借腹代孕”被定性為非法，捐贈卵子成為不大可能的現實下，地下卵子市場便成為眾多不孕不育患者最后的選擇，隨之而來的則是各類中介機構紛紛試水這一領域“淘金”。記者在搜索引擎中輸入“代孕”二字，找到約5280000個各類代孕中介機構的宣傳信息，其中絕大多數都聲稱提供“借卵生子”業務。

　　瘋狂的背后必然有暴利的驅使。從事人類生殖醫療工作多年的鄭潔告訴記者：“一般情況下，在正規醫院做一例試管嬰兒需要1.5萬~2萬元，包括所有的藥物、人工和后期。”而在地下卵子市場，患者夫婦需要支出6倍以上的費用，“整個過程，客戶需要支付的費用大約在13萬元左右”。根據上述中介機構負責人提供給記者的一份“客戶費用明細表”顯示，某價格為15萬元的案例中，醫院獲得10萬元左右，捐卵者獲得3萬元，中介機構獲得1萬元，其他開銷為1萬元。

　　如何區分正常保胎治療和不法借卵生子，武漢市洪山區衛生監督所所長傅廷福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確實有一定難度，“客觀地講，只要醫療機構具備相關醫療資質、有這個科目，孕婦就可以去這里保胎治療”。

　　誰是孩子的媽？

　　根據衛生部頒布的《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倫理原則》，凡是利用捐贈的精子、卵子或胚胎實施的試管嬰兒技術，捐贈者、受方夫婦、出生的后代必須保持“互盲”，參與操作的醫務人員與捐贈者也必須保持“互盲”。

　　不出意外的話，大三女生小琦的受精卵子將很快被植入一位來自香港的客戶腹中，并最后孕育長大成別人的孩子。按照當初和中介機構簽訂的協議，小琦與香港客戶之間必須“互盲”，即“需求方、捐卵方雙方一輩子不得有打探對方的一切關于真實身份資料的行為”。

　　盡管飽受爭議，從事這一行多年的吳桓還是堅持認為自己是在做一件“沒有受害方”的事情。“地下卵子市場存在很多年了，中介機構也確實解決了很多人的問題。誠然，這其中存在一些問題，但我們未嘗不是做了件好事，是為患者所接受的。對于贈卵志愿者來說，她通過愛心捐卵行為獲得了經濟補償，也是無可厚非的。”

　　記者遇到一位剛通過 “借卵生子”成功的張女士。她對記者說：“我非常感謝中介和提供卵子的人。”據其介紹，在被幾家正規醫院告知卵源“需要等3年左右”后，年近40歲的她經人介紹找到中介公司，“一個月就幫我找到合適的卵子來源。我都到這樣的年紀了，肯定是越早越好啊！”

　　鄭潔也對記者坦言：“現實中，代孕或者借卵肯定是有需求的，這些在技術上已經沒有問題了，主要是存在倫理和社會方面的問題。”但在龐大的市場需求、可觀的利潤回報等因素下，國內從事“代孕”和“捐卵”行業者甚眾，“武漢就有大大小小數十家中介，目前做得最大的中介也是在武漢。干這行什么樣的人都有，現在主要是拼價格和服務”。

　　由于正在接受調查，吳桓決定把手上的業務進度放慢一點，“客戶都在排著隊等卵子”，“龐大的民間卵子庫每年為那么多不孕不育的夫婦解決了生育難題，一旦被完全取締，這些夫婦應該找誰要卵子？他們的生育權誰來保證？”他還表示，如果國家允許健康的志愿者捐贈卵子，“沒有專門中介機構參與是無法進行的”。

　　在目前情況下，選擇遠赴他國進行手術正成為越來越多中介機構的無奈之舉。

　　就在多部門聯合高調打擊非法卵子中介的同時，湖北某大型網站做了一項名為 “‘民間卵子庫’悄然形成，你怎么看？”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接受調查的網友中有73%的人認為“應該規范化”，19%認為應該“完全杜絕”，8%認為是 “無奈之舉”。名為“風中孤葉”的網友寫道：“不孕夫婦真的很苦，沒有卵子的女性怎么辦，現在不孕的家庭很多，也要給出一條路啊！”

　　記者接觸到的業內人士幾乎一致認為，在目前技術足夠成熟的條件下，“國家有關部門應該參照精子庫，盡早建立起中央級的卵子庫，依法管理卵子的采集和供給”。

　　相關資料對于卵子的買賣和捐贈，世界各國態度不盡相同。韓國于2005年通過了一項生物倫理學法律，規定禁止出售卵子，只允許免費捐贈；英國和德國也禁止卵子買賣；有償提供人體組織在美國、西班牙和俄羅斯是允許的，這些國家的年輕女性甚至通過提供自己的卵子，償還債務或是支付上大學的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