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規渠道提不出，通過非法途徑卻可順利取出，前提是要被中介狠宰一刀。所謂惠民的公積金制度到底肥了誰？苦了誰？

　　對曹曉月來說，公積金賬戶里的那筆錢近乎是影子財產。

　　曹曉月在北京一家事業單位工作，公積金繳存比例為12%(即每月工資的12%用于繳納公積金，單位同時為其繳納等同金額的公積金)。工作兩年下來，她的公積金賬戶里已有1萬元。

　　曹曉月的一些同事在買房之后

　　她向單位負責公積金業務的同事進行咨詢，同事說法律規定租房是可以提取公積金的，但實際上他們單位幾百號人還沒出現過這種情況，一方面很少有人知道租房可以提公積金；另一方面租房提取公積金需要提供租房發票，而房東一般是不給房客開發票的。

　　《法治周末》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曹曉月的情況并非個案。全國各地的租房者都面臨著公積金使用的困境，而這個困境不僅來自于提取條件之一提供租房發票，還來自于《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自身的規定，即如果房租高于家庭收入的一定比例之上，才允許用自己的公積金支付房租。

　　事實上，這種情況已經為住建部所關注。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烏日圖向住建部部長姜偉新和副部長齊驥提了兩個關于公積金的問題，其中一個就是住房公積金個人使用的權益問題。姜偉新并沒有回避烏日圖的問題，并表示住建部正在進行調研，調研之后準備起草報告，向國務院提建議修改《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

　　但在國家層面對公積金制度進行改革之前，不可忽視的一個問題是，由于公積金提取難，市面上已經出現了大批中介，為租房者、有住房但無需還貸又希望使用公積金等不滿足公積金提取條件的人提供服務，而這其中甚至有一些銀行、房地產中介在幫忙造假套取公積金。

　　提取受限

　　北京市規定“房租支出超出家庭收入5%的”可提取公積金，但每年只可提取一次公積金，提取總額不得超過年租房總額超出家庭年收入規定比例的部分

　　2002年修訂的《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規定，只有在如下六種情況下，才可以提取職工住房公積金賬戶內的存儲余額：購買、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離休、退休的；完全喪失勞動能力，并與單位終止勞動關系的；出境定居的；償還購房貸款本息的；房租超出家庭工資收入的規定比例的。

　　各地在自行規定的公積金制度實施辦法中，又對該條規定作了詳細規定，同時也增加了更多提取的條款。

　　比如北京市規定“房租支出超出家庭收入5%的”可提取公積金，但每年只可提取一次公積金，提取總額不得超過年租房總額超出家庭年收入規定比例的部分。以曹曉月為例，一月房租1500元，一年房租為18000元，其年收入約50000元，那么她可提取公積金最高金額18000-50000×5%=15500元。

　　5%的比例在全國來說并不算高。南京市規定房租超出家庭收入10%方可提取公積金，同時規定提取總額不得超過年租房總額超出家庭年收入規定比例的部分。

　　在北京，達到房租支出超過收入5%并非難事，按照規定，租房者只需要提供房屋租賃合同的原件及復印件、房租完稅發票的原件及復印件、本人的身份證原件及復印件、本人的銀行儲蓄賬號即可申請提取公積金。

　　北京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員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材料提交后當天就會審核，審核之后1到3天公積金即可打到銀行卡里。

　　但在實際操作中，提取公積金又面臨著其他困難。

　　曹曉月曾和房東提出要去地稅辦理租房發票，但房東表示開發票繳納的稅金要由她支付，這是一筆不小的支出。曹曉月本想在今年年底租房到期后換房，但去房屋中介找新房源時，一旦提到要開房租發票，中介就顯得很為難。

　　中介借機斂財

　　北京的傭金比例較低，多在10%以下，天津的傭金比例較高，約在20%左右

　　和曹曉月一樣的數以萬計租房者面臨的公積金提取窘境，催生了一個行業：公積金提取中介，且這個行業的規模越來越大，幾乎每個城市都有他們的身影。

　　在百度鍵入關鍵詞“公積金提取”，前十個網站均為公積金提取中介。百度貼吧里甚至還有一個公積金提取吧，貼吧里有全國各地公積金提取中介的聯系方式，這些中介大都承諾“材料正規備案、速度快、百分之百成功”。

　　在一家中介的網站上，記者看到這樣的表述：“我們能做什么：1、要辭職離開，但拿不了公積金的；2、急著要用錢，想把公積金拿出來周轉的；3、公積金不夠買房子，又想把公積金拿出來用的；4、已經買了房子又想拿公積金出來用的。不買房子、不租房子，又想拿公積金的人都可以。”即，不僅是曹曉月這樣的情況可以找中介，其他不符合提取公積金條件的人也可以通過他們拿到公積金。

　　《法治周末》記者聯系了北京多家提取中介以及天津、廣州、上海等多城市的幾家提取中介，發現他們的操作模式基本相同，不同的地方僅僅在于收取的傭金比例，北京的傭金比例較低，多在10%以下，天津的傭金比例較高，約在20%左右。

　　北京市大興區從事公積金地下提取業務的小陳告訴《法治周末》記者，現在不符合條件想要提取公積金的，主要采取租房提取的方式，即他們提供租房合同、租房發票；此外，用買房提取的方式也可以，但這會影響到客戶今后真正購買限價房等保障性住房的資格，所以一般不建議使用。

　　小陳說，他們提供的資料保真，因為其所在的公司實際上是一家房地產中介，但不做房屋租售，只做公積金提取業務，他們可以提供租房合同；而由于其有經紀資質，可以開房租發票；收取的傭金比例在6%到8%之間，提取金額越高傭金比例越低。

　　“你只要提供名字、身份證號碼、聯系電話、收件地址即可，然后我把全套材料寄給你，你就能拿著去單位經辦人員那兒申請提取公積金。但必須先把傭金打到支付寶上，事成之后確認支付。”小陳說。

　　小陳提供的提取流程和其他公司大致相同，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要求先打錢，而別家中介多表示傭金比例為5%，但在事成之后收費。

　　問及此事，小陳說很多公司提供的發票都是套票(套用正規發票的發票代碼、發票號碼、銷貨方納稅識別號的發票，可以在稅務局網上查詢及驗證)，順利提出公積金后客戶才付款，否則就不用付。但凡提供真票的公司沒有后付費的，最起碼也是支付寶付款。

　　“而且現在北京市提取公積金的要求越來越嚴，朝陽區剛剛規定今年十一之后租房提取公積金如果發票不是由鄉、街道開具的，還要提供完稅證明。”小陳已經總結出北京市各個區提取公積金的難易順序，其中朝陽區提取公積金管理最嚴，其次是海淀區。

　　部分銀行成幫兇

　　“我們買通了銀行，審批比較寬松。而且在提取成功后，我們還可以幫助在銀行消除買過房貸過款的記錄”

　　小陳提供的租房提取公積金的方式，似乎是這個行業內用的比較多的方式。

　　但《法治周末》記者在跟廣州一家公積金提取中介溝通時，卻發現銀行在某種程度上成了這個地下產業鏈上的“幫兇”和受益者。

　　這個中介的老板自稱“小李”，在百度貼吧里留有他的QQ號，其簽名檔即為“廣州公積金提取，金額幾千元至幾十萬元都可以100%提取，歡迎咨詢合作”。

　　記者查詢廣州公積金管理相關規定了解到，租房申請提取公積金的，住房公積金月提取額不得超過當月租金，月提取額不超過上年度本市職工月平均工資2倍的30%，這也就意味著，100%提取可能性不大。

　　小李告訴記者，租房提取最多只能取12000元，如果是通過買房提取的方式，即可實現100%提取。

　　“我們給你提供房屋買賣合同、借款合同、首付款發票等一系列材料，我們買通了銀行(貸款合同所涉銀行)，審批比較寬松。而且在提取成功后，我們還可以幫助在銀行消除買過房貸過款的記錄。”小李說這是廣州現在的行規，而且與通過租房提取的方式相比，買房提取他們賺得更多。

　　《法治周末》記者在采訪廣州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法律顧問王輝時，他也提到有銀行和中介勾結提取公積金的現象。

　　現有制度“劫貧濟富”需改革

　　無力購房的低收入者，非但難以從公積金制度中受益，反而被強制性地繳存公積金供中高收入者購房信貸使用，實際上還要承受利息損失

　　在王輝看來，之所以有公積金提取中介，說明有市場需求。但無論如何，這種行為都是違法違規的。

　　“一方面從事公積金提取的公司在工商登記時登記的營業范圍肯定不包括公積金提取；另一方面如果有關單位或個人為違法套取住房公積金而偽造、變造、買賣公文、證件、印章的，涉嫌構成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情節嚴重的，可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有關單位或個人因違法套取住房公積金而偽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偽造、擅自制造發票的，涉嫌構成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發票罪和非法出售發票罪，情節嚴重的，可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王輝說。

　　但是對于北京的小陳從事的那種提供真合同、真發票套取公積金，但并沒有租房事實的情況，王輝認為還比較難查證。

　　“出現公積金提取中介泛濫的情況，從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公積金管理條例一直未能及時修訂，而地方立法也無法逾越國務院的規定所致。”王輝說。

　　王輝建議，只要是公民在戶籍所在地沒有自住住房的，都應在提取金額、多久提一次等方面減少要求，畢竟其沒有自住房就必然有租房的需求。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鐘茂初也一直在關注公積金制度的改革，他認為市面上有很多公積金提取公司的現狀，也從側面反映目前的制度對于不購房者是不公平的，制度應當對于那些長久沒有購房意愿者設定特殊的公積金使用渠道。

　　鐘茂初認為，現有的公積金制度甚至有“劫貧濟富”之嫌。因為公積金貸款主要受益者為高收入群體，而中低收入群體受益效果并不明顯。公積金主要用于購買住房的信貸，無力購房的低收入者，非但難以從公積金制度中受益，反而被強制性地繳存公積金供中高收入者購房信貸使用，實際上還要承受利息損失，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公積金的利息很低，相當于活期存款)。

　　“對自有住房者、無意愿購買住房者(承諾終身不使用公積金購房、貸款)，至少應允許他們自由使用60%以上的繳存資金，對于低收入家庭用于醫療、教育、災害等方面的支出應允許100%地使用。”鐘茂初說。

　　鐘茂初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公積金制度還在繳存等環節存在漏洞，因為公積金是免繳個人所得稅的，為部分壟斷行業、部分行政機關為其職工提供了增加實際收入和避稅的機會，政策性地強化了收入差距和社會分配不公。

　　“對于高收入企業、政府部門，職工繳納公積金額度高于社會平均繳存額度的，應納入個人所得稅征收范圍。壟斷行業職工繳納公積金高于社會平均繳存額度的部分，不得計入企業產品服務的成本和價格。”對于繳存環節的改革，鐘茂初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而對于公積金的管理，鐘茂初也有自己的見解。他認為，目前全國住房公積金繳存總額極其龐大，住房公積金管理并不規范，缺乏監督機制，此前也有過挪用住房公積金或將公積金投入高風險領域的先例，他建議將這一龐大的資金轉入正常金融機構經營管理，并使公積金所有者的資金收益不低于同期長期存款利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