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腐敗與反腐敗的較量貫穿全年。

　　分析2011年的腐敗大案，不難發現其中一個突出特點，受到法律制裁的貪官級別高。據了解，2011年被判刑的省部級高官包括: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副局長張敬禮；廣東省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寧夏回族自治區原副主席李堂堂；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原副總裁張春江等。

　　在這些省部級高官貪腐要案中，一個共性就是貪腐金額巨大:法院審理查明，深圳市原市長

　　回望2011年反腐歷程，《法制日報》記者發現，除干部個人貪腐外，官場群蛀現象依然存在，如河南省開封市官場的地震。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林喆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貪官級別高、貪腐金額巨大、群蛀現象是自2006年以來腐敗案件的主要特點。而2011年的腐敗案件又出現了幾個新特點。

　　“首先是國企腐敗行為比較突出。”林喆說，國企腐敗的特點主要表現為:呈高發狀態，一些大的集團、國有企業老總紛紛落馬，人數較多；腐敗范圍較大，在一個企業里，不僅只是一個老總落馬，而是涉及到整個班子或者中層干部，出現群蛀現象。這說明，企業管理制度存在問題。如果不改變、健全、完善企業管理制度，僅靠企業老總個人的道德品質或調來一個清官就能杜絕腐敗，都是一種幻想。

　　“第二個特點是出現了媒體稱之為個性貪官的現象。”林喆說，所謂“個性貪官”，包括兩層含義，一是腐敗形式的特殊性，二是腐敗手段的隱蔽性。

　　“他們也具備其他貪官的共性，在共性下發展出了個性。比如利用情婦貪腐，浙江省杭州市江贛區城建辦原主任喬志東案件就很典型，他是讓情婦直接出面接受包工頭的賄賂，一旦事發可以作不知情辯護。”林喆說。

　　2011年還有個受人關注的字眼——“蟻貪”。

　　“‘蟻貪’的特點就是，受賄者權力小、地位低，他們處于權力末端，卻憑借手中的小權日積月累進行貪污，幾十次甚至上百次地貪腐。由于‘蟻貪’身在基層，所以對國家的危害很大。”林喆說。

　　林喆認為，另一個不可忽視的特點就是損害群眾利益的違法違紀案件和不正之風在一些領域、地方和部門還比較突出。如對征地拆遷、住房保障、食品藥品安全、環境保護、安全生產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人民群眾反映強烈。

　　此外，2011年，頻頻出現的官員“艷照門”事件也值得引起高度警惕。林喆認為，這表明了干部隊伍精神建設問題的凸顯。一些官員道德缺失甚至道德墮落或許并不屬于腐敗行為范疇，但官員的道德底線如果不斷被突破，容易引發更多的問題。從網上曝光事件來看，背后或多或少存在權色交易問題。

　　針對一系列新的腐敗現象和腐敗行為，2011年的反腐敗措施也是密集出臺。

　　2011年，針對違紀人員外逃情況，中紀委有關負責人指出，要做好防逃追逃工作，以外交交涉為主，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堅持從實際出發，因案施策，多策并舉，堅持科學領導體系，加強組織領導。

　　此外，今年6月，在中央外宣辦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中紀委副書記吳玉良曾表示，中國將逐步建立防逃網絡，特別是針對近年來出現的腐敗分子利用外國投資移民手段獲取身份的情形，要加強防范工作。

　　“由于我國近年來與一些國家加緊簽訂雙邊引渡條約，一些久而未決的問題得到了解決。在追逃階段，我國加入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目前已進入第二階段，外逃貪官成為主要監控對象。”林喆說。

　　2011年，中央還著力解決招投標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溫家寶總理指出，當前公共工程建設、土地使用權出讓、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政府采購等領域，是以權謀私、腐敗問題易發多發的重災區。許多違法違紀問題集中表現在招投標環節。不少招投標流于形式，表面上按程序公開進行，實際上“暗箱操作”，特別是一些領導干部違規插手干預招投標，一些掌握資金和項目審批權的部門或領導干部直接或變相推薦施工企業或供貨商，背后往往都存在權錢交易等腐敗問題。

　　對此，有專家分析說，工程建設領域一直是腐敗重災區，所以黨中央、國務院今年強調將其列為反腐重點領域，而其中最核心的是招投標反腐。國務院常務會議今年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草案)》。草案對整頓和規范招投標市場秩序、維護公平公正、制止和預防違法違規行為意義重大。

　　長期以來，“三公消費”居高不下，為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所詬病。據了解，2011年以來，各級政府一直持續嚴格控制和壓縮行政經費，今年各級財政預算安排的“三公”支出在去年的基礎上進一步削減，因公出國出境團組數和人數有所減少，公務用車專項治理亦取得了扎實成效。

　　對于2011年的反腐敗工作，多位反腐專家表示:這是腐敗行為手段不斷變化的一年，也是中央反腐利劍頻頻出鞘的一年。如果說還有什么遺憾的話，就是反腐敗法尚未進入我國立法規劃，但這本身就說明了反腐敗問題的復雜性。(杜曉 嚴寒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