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寧夏多年來從事古長城研究的學者周興華在其即將出版的《中國古長城源流》一書中，提出了國內外學術界從未有過的見解———寧夏“固原古長城”乃西周宣王時代所建。這一見解把中國長城的源頭由史學界通常所說的“戰(zhàn)國時代”向前推移了500多年。

　　關于中國古長城最早修建的年代，長期以來國內外學術界一些學者的看法是迄自戰(zhàn)國時代的燕、趙、齊、秦等諸侯國；寧夏“固原秦長城”為秦昭王時代所建。我區(qū)考古學者周興

華10多年來查閱了大量的史料，經過艱苦細致的研究和考察論證，對上述結論提出了不同看法。周先生認為，“固原秦長城”早在秦昭王之前的數(shù)百年間就已存在。

　　“固原古長城”在東周和戰(zhàn)國時代的典籍中被稱之為“烏氏塞”。據(jù)《呂氏春秋》等典籍記載，公元前384年，逃亡在魏國的秦昭王的前4世先祖公子連聞秦國發(fā)生內亂，欲乘機入主執(zhí)政。他和隨從先是由東邊的“鄭所之塞”入秦，被固執(zhí)的守將拒絕,遂繞道西界的焉氏塞回歸，在都城雍臨朝主政，是為秦獻公。焉氏塞即后世史學家們所說的古安定之北的“烏氏塞”。這一史實符合典籍中關于當時周王朝諸侯國秦的勢力范圍“北不過大原”的記載。

　　那么“烏氏塞”究竟修建于什么年代呢？據(jù)載，秦獻公之前只有歷共公、靈公、簡公三代在秦國東部的河、洛一帶修過長城，并沒有在其西北部修建長城的記載。于是，周興華把研究的視野轉向更遠的年代。據(jù)史書記載，西周時代的穆王、懿王、宣王都曾出兵征伐大原（今固原）一帶的犬戎。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的《小雅·出車》等篇章里有“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等詩句，記敘的就是周宣王時北御犬戎的重大軍事事件。對于戰(zhàn)國時代北方各諸侯國修筑長城的史實，當時的古籍均以“城某某地”的句式記敘，這屬于古漢語行文的習慣。“城彼朔方”應理解為“到北方那里修筑長城”，而不是“到那里修了一座城邑名叫朔方”。

　　對于周宣王命大將南仲“城彼朔方”即修筑長城的的史實，后世一些典籍的記敘亦有印證：《文獻通考》載，南北朝北魏時，駐守薄骨律鎮(zhèn)（今寧夏吳忠）的著名將領刁雍在給獻文帝拓拔弘的奏章中說：“臣聞北狄悍愚……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略而已……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筑；漢之孝武，又踵其事。此四代之君，皆君王之雄杰，所以同此役者……其理宜然故也。今宜依故，于六鎮(zhèn)之北筑長城”。這段出自名將之手的文字明確地把“城彼朔方”列為修筑長城之役，應該是可信的。

　　周先生認為，古籍中的“朔方”意即“北方”，指的是一個區(qū)域，而不是一個特定的城邑。據(jù)宋代大學者朱熹《詩集傳》考證，《詩經》中的“朔方”在“今靈、夏等州地”，即現(xiàn)在的陜、甘、寧毗連地區(qū)。據(jù)史料記載，秦昭王時，其勢力范圍已北達今寧夏黃河南岸和陜西定邊、榆林一線。司馬遷《史記》中所說的“于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筑長城以拒胡”，其意并非指在今固原以北一線修筑長城。中唐學者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所說“原州平高縣……秦長城，在縣北十里”似為筆誤，以致后世以訛傳訛，而其同時代或以前的諸多典籍記敘“固原長城”時，在“長城”前均未肯定地冠以“秦”字。

　　1979年，固原城東20多公里的古城鄉(xiāng)出土了一件年代久遠的銅鼎，上有“烏氏”、“朝那”等字樣。“烏氏之鼎”的出現(xiàn)，為“烏氏塞”的地理方位提供了很好的印證。綜上所述，寧夏“固原長城”乃西周宣王時代所建的說法是有歷史依據(jù)的。據(jù)此，中國長城已有3000年的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