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學校的教室

    村離縣城差20年

    縣城離北京差50年

    得知自己有機會到北京參加活動的時候，廣西大化縣江南鄉嘗梅小學的鄉村教師盧有英激動得“話都講不出來”。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縣城買了兩套新衣服、一雙涼鞋和一個斜挎包，換下身上“二三十塊的破衣服”。

　　“村里人都說，穿我以前的衣服到北京肯定丟臉，北京人不像我們那樣隨便。”他靦腆地笑著說。

　　盧有英參加的是首屆中國貧困地區小學校長論壇。在北京的一周時間里，他和54位來自貴州、云南、四川等地國家級貧困縣的鄉村小學校長一起，接受了有關學校管理的培訓，游覽了故宮，還參觀了北大、清華。甚至，他們還有機會坐進人民大會堂，在會議室的主席臺上講講話。

　　“我們希望讓這些來自基層的鄉村老師到人民大會堂，做一次真正的主角，告訴社會各界，大家該做些什么去縮短城鄉教育的差距。” 來自項目主辦方中國扶貧基金會的官員李昊說，這是國內首次舉辦以鄉村校長為主角的論壇。

　　不過，對于盧有英而言，一個更加直接的收獲是：這一趟行程中，44歲的他第一次有機會坐上火車，也第一次有機會來到比省會南寧更加遙遠的地方。

　　這些鄉村學校最好的學生，往往只能考上省會的大學。校長們感慨“好像怎么做都趕不上外邊”。

　　人民大會堂里，一位老師緊張得手腳不知道放哪里，另一位校長發言的聲音都在發抖。

　　他們羨慕北京的孩子又白又胖，也羨慕這里的學生不是留守兒童，能開家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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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們怎么做，都趕不上外邊這么好”

　　在他的學校里，幾乎所有學生都吃不上早餐。事實上，孩子們的正餐也常常只有蒸玉米飯。

　　在到達北京的當天，盧有英就發現，這是個和自己家鄉截然不同的地方。“北京太牛了，太美了！”在打給自己學生的電話中，他只能不斷重復這個簡短的句子。

　　過去的幾十年，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大山深處的那所學校里度過。校園里最高的建筑物是別人捐贈的兩層小樓，樓上的學生一跺腳，樓板就嘎吱嘎吱地響。

　　而現在，寬敞的街道、披著玻璃幕墻的現代化高樓，幾乎每個場景都讓他感到吃驚。

　　讓他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活動主辦方安排的一頓自助火鍋午餐。整頓飯的過程中，環形運輸帶上不斷回轉的肉片、蔬菜讓他目不暇接，他費了好大勁兒，也沒能記住各種復雜的、從沒吃過的菜品名稱。

　　“好像我們怎么做，都趕不上外邊這么好了。”他不斷感慨。在他的學校里，幾乎所有學生都吃不上早餐。事實上，孩子們的正餐也常常只有蒸玉米飯，只有家境好的學生，才舍得花5毛錢，給自己配上一包榨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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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成器”的學生也只考上省會的大學

　　學校用紅漆在教學樓外墻上刷著“知識改變命運，文化改變人生”，可他最喜歡的一名學生，最后也只考上了桂林的一所大學。

　　來自貴州赫章的校長郭昌舉嘆著氣感慨：“我們村離縣城至少差20年，縣城離北京又差了50年。”

　　這些校長大多數都沒來過北京，很多人幾乎從沒離開過自己居住的縣城。即使是他們的學生，也很少有人有機會來到這里。過去幾十年，這50多位鄉村校長所帶過的學生，只有一個人考進了清華大學，很多“最成器”的學生，通常也僅僅能夠考上省會里的大學。

　　至于盧有英，他的學校用紅漆在教學樓外墻上刷著“知識改變命運，文化改變人生”，可他最喜歡的一名學生，最后也只考上了桂林的一所大學。

　　這大概就是為什么在參觀北大、清華校園的時候，這些校長會顯得那么興致勃勃。一位校長在車上開玩笑說，自己“要幫學生們沾沾仙氣”；而盧有英也趕緊掏出了自己的相機，因為大山里的好多孩子都讓他“多拍些清華、北大的相片帶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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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三年級時孩子走完二萬五千里長征

　　這位校長在北京之行里吃驚地發現，這里的學生們都“又白又胖”，而相比之下，自己那些山里的學生，都顯得那么瘦、那么矮小。

　　除了四處參觀，他們最重要的行程，是參加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首屆中國貧困地區小學校長論壇”。不過，8月24日這一天，當盧有英坐在人民大會堂河南廳的會場時，他緊張得頭腦空白，幾乎“不知道手腳該放在哪里”。

　　和他坐在一起的有北京高校的教育專家、媒體負責人，以及大型企業的高管。可在此之前，他從不知道什么叫“論壇”，也沒見過這么大的會場。他對于開會唯一的印象，就是“關掉手機，不要講話”。

　　事實上，幾乎每個參會的校長都露出了點緊張的神色。四川省普格縣校長劉日沙站上講臺后，雙手一會兒背著，一會兒插袋。

　　“我第一次來到北京，站到人民大會堂之中，確實……”這位老校長頓了一下，“該怎么說呢？我比較激動，還有些……有些害怕。”

　　另一位貴州赫章山區小學校長聶章林在臺上一股腦背出了許多數據：孩子的每一頓飯要花多少錢，孩子上學時到底走了多少崎嶇的山路。

　　“我仔細算過，小學三年級畢業時，孩子就走完二萬五千里長征了，累都累得長不大！”聶章林加重了語氣，聲音卻有些顫抖。

　　這位校長在北京之行里吃驚地發現，這里的學生們都“又白又胖”，而相比之下，自己那些山里的學生，都顯得那么瘦、那么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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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請到家長，我們的教育就不一樣了”

　　在盧有英的學校里，90%的學生都是留守兒童，“家長們連人都找不到”。

　　在北京的幾天里，盧有英滿腦子都在考慮，新學期即將開始，學校多了一個班級的新同學，卻怎么也騰不出一間新教室。

　　連坐在人民大會堂寬敞的會場的時候，這個鄉村教師依舊在默默盤算：“實在不行，只能讓兩個班級90多個孩子擠在一個教室了。”

　　在論壇舉辦前的兩天，這群鄉村校長曾經與北京崇文小學校長進行了一次交流。

　　來自北京的校長給大家展示了崇文小學的環境，家長們對學校的贊美，以及該校如何“用心、用情、用愛”做好學校的管理。

　　盧有英很認同這所小學的管理理念，但一些具體的方法他卻沒法照搬。比方說，這所北京小學常常召開家長會，家長與老師可以溝通許多問題。但在盧有英的學校里，90%的學生都是留守兒童，“家長們連人都找不到”。

　　“如果我們也能請到家長，我們的教育可能就不一樣了。”盧有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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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底下許多校長坦承“自己已經不堪重負”

　　在這些學校里，師生比例普遍達到1∶30以上，老師和校長統統身兼多職。他們教書，做飯，當宿舍保安，也當孩子們的“爸爸媽媽”。

　　在盧有英生活的瑤族村子里，年輕人越來越少，當年男女青年對唱山歌的場景早已不復存在。鄉村小學找不到的，不僅是家長，還有愿意教書的老師。

　　盧有英所在的小學共有6個年級，330名學生，卻僅有9位老師。新學期還沒正式到來，一位已經申請調走，另一位也正在打報告。

　　這次來北京的這群鄉村老師，幾乎所有人都面臨著與盧有英相似的難題。坐在旅游大巴車上，校長們最常談論的話題是怎樣分配人手。在這些學校里，師生比例普遍達到1∶30，老師和校長統統身兼多職。他們教書，做飯，當宿舍保安，也當孩子們的“爸爸媽媽”。

　　北京的論壇上，主持人曾經走上臺，動情地稱贊他們：“是你們讓我們看到，在貧困山區，是誰在支撐起這些校點，是誰在為孩子們守護未來。”但在私底下，許多校長坦承，“自己已經不堪重負”。

　　“城鄉之間的差距已經是現實，永遠無法改變。”一位校長對記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