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警察進入膠澳督辦公署接替日本衛兵

圖為接收當日的膠澳商埠督辦公署

圖為接收的膠州灣鹽田

    并不是徹底的回歸

    日本對交還青島早有一套腹案。交還青島是日本的既定方針，關鍵問題是交還什么、怎么交還。日本在1914年8月對德最后通牒中信誓旦旦地宣稱，占領青島是為了“以備交還中國”，貌似公道、仗義的言辭背后，隱藏著一個巨大的陰謀。享有一戰“天佑”之機的日本從日德之戰尚未開戰就已設計好了，將交給中國的是青島之“名”，自己不僅將霸占青島之“實”，更重要的要將“交還”作為籌碼，在中國榨取更多的權益，獲得在中國的“卓越地位”，以成為東亞地區的霸主。在這一背景之下，日本拋出了“二十一條”，亮出獨霸山東、壟斷東北和福建、控制中國政治經濟命脈等底牌。為實際控制青島，日本先是要求在青島設置專屬居留地，退而要在青島設共同居留地，企圖將青島變為日本手中的“租界”；精心布局，在青島擴建市區、開設工廠、興辦商社、出讓公產、鼓勵移民，所有舉措，無一不帶有長期壟斷青島的目的，做了一筆“名”歸而“實”不至的生意。巴黎和會后，日本誘使中國政府與其直接談判交還青島問題，意圖以勢壓人，避免其他國家對其施壓，最大限度地贏取在華利益。在具體談判交還青島的魯案善后談判過程中，更是獅子大開口，強取豪奪，最大限度地把持特權、榨取利益。

    從中日兩國簽署的《解決山東懸案條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在青島及山東保留了大量特權。條約規定：日本應在條約實施6個月內將膠州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日本軍隊撤出山東；青島海關交還中國，但日商與海關行文時可用日語，海關職員亦要聘用少量日本人；日本應在條約實施9個月內將膠濟鐵路交還中國，中國向日本償還鐵路實價5340萬金馬克和日本管理期間內永久性增修設施設備的費用，以國庫券交付，15年內償清，并以鐵路作抵押；在未償清之前，由日本人擔任車務長及與中國會計長權限相等的會計長；中日合資興辦授予德國礦山開采權的山東礦山；開放膠澳德國舊租借地；青島鹽場由中國備價贖回；青煙、青滬海底電纜交還中國；中國購買日本移交的青島、濟南無線電臺；日本放棄1898年中德條約中的優先權等等。

    在日本的精心策劃和強行壓制之下，中國政府無奈收回了一個殘缺的青島。日本交還青島后，在青島長期保持重要的政治經濟影響。日本在青島總領事館內設警察機構，下設9個派出所，甚至一度公開掛出派出所的牌子，公然行使警察權。日本軍艦長期駐扎青島，進行所謂的“警備”，1927年和1928年，日軍兩次以保護僑民為由在青島登陸，出兵山東。日本在青僑民人數眾多，還設立居留民團等民間組織，維護日僑權益，在治外法權的庇護下，在青日僑橫行霸道，走私販毒，殺人越貨，無惡不作。膠濟鐵路在抗日戰爭爆發前一直是日本的抵押品，中國實際上喪失了自主經營權，成了日本帝國主義掠奪資源、傾銷商品的工具。日資企業在青島占據了壟斷地位，紡織是青島的支柱產業，日資紗廠為8個，且資本均達千萬以上，唯一的華商華新紗廠資本僅250萬元。其他如化工、橡膠、火柴、面粉、榨油等和金融、貿易企業，也大多由日本人掌控。

    華盛頓會議上，山東問題的解決不能說是中國外交的勝利，只能是中國外交上取得的一個重要成果。美國在華盛頓會議上達到了以 “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遏制日本的預期目的，是最大的獲利者。英國實現了維持現狀的愿望，唯獨日本不得不退出一部分掠奪來的贓物。中國雖基本收回山東主權，但華盛頓會議通過的《九國公約》不過是“在政治上認中國為共同保護之地，在經濟上認中國為共同侵略之場”，“又使中國回復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在這一嚴峻現實面前，中國以喪失重大戰略利益為條件，得到日本早已決定放棄的“殘骸化”青島，中國外交何有勝利可言。

    收回青島是中國外交的重要成果。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中已有意識地盡量用多邊關系來解決雙邊間難以解決的問題，利用國內民意和國際壓力，在山東問題交涉中采取強硬態度，迫使日本為了消除其他列強的猜疑不斷作出讓步，在有利的條件下促成了山東問題的解決，畢竟拿回了屬于自己的領土和主權，對青島民族力量的發展是有利的。如收回青島后一段時期，日本僑民明顯數量減少。1920年末，日本在青僑民達到24536人，是為第一次日占時期的最高值。1924年末，日僑已經減少為13504人。再如日本在青島新建企業速度明顯放緩，部分企業倒閉，效益下滑。1922年日本在青島10萬元以上規模的公司 （商社）為138家，1926年則減為96家，部分公司經營狀況出現萎縮和虧損，一些中小企業停業倒閉。與之相反，中國、歐美公司分別由1922年的76家、19家增加到1926年的120家、64家。當然，對資本實力雄厚的日本在青大企業，交還青島并沒有對其產生負面影響。

    青島回歸之際，國人曾對青島寄予厚望。1922年11月7日，王正廷在濟南召集各界報告魯案會議經過情形稱：“但使管理良善，商業發達，為國家多存一分主權榮譽，使將來成為東亞第一商港，則鄙人之所厚望者也。……上海為全國商業之最，今青島可駕而上之。將來鐵路修通聯運規定，必為第一商港無疑。……總之，青島發達，即山東發達，山東發達，即全國發達。故必合全國之力為之，使發展一無遺憾，此則鄙人所希望者也。”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青島回歸后繼續飽受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軍閥盤剝，王正廷的夢想根本不可能實現。相反，青島回歸伊始，即成為各路軍閥搜刮民財、籌措軍餉的造血機器。在曹錕的支持下，山東省省長熊炳琦謀得首任膠澳督辦一職，他大肆搜刮民財為曹錕“賄選”，計議將青島港口設備、市區公產、土地和膠濟鐵路的機車等抵押于日本，以換取1300余萬元的巨款。其密謀泄露后，引起強烈反對，被迫中止，但他仍將商埠官辦的屠獸場以40萬元賣給中日商人合辦，膠澳電氣公司亦交給中日商人合辦。以上款項及市財政收入，均由熊炳琦奉獻給曹錕，作為收買議員、賄選總統的費用。其后的歷任督辦也都搜刮民財、籌措軍餉，甚至屈服于日本壓力悍然出兵屠殺罷工工人，致使青島工商業凋零，民不聊生，怨聲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