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級難題”調查結果排名

　　調查結果顯示，“當選”的前十大難題分別是：“腐敗多發高發，反腐不力亡黨亡國，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得票率為100.00%)、“貧富差距過大，收入分配不公，如何科學分配好蛋糕”(得票率為97.16%)、“如何讓底層公眾買得起房、看得起病、上得起學”(得票率為86.75%)、“權力與資本結盟加劇，如何防范綁架公共權力”(得票率為82.36%)、“盛行官本位，如何解決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問題”(得票率為78.99%)、“既得利益集團阻撓不斷，如何推進關鍵領域改革”(得票率為78.50%)、“資源、環境、生態危機凸顯，如何建設美麗中國”(得票率為77.73%)、“維穩越維越不穩，如何創新社會管理，保持社會穩定” (得票率為73.56%)、“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如何持續快速發展，做更多更大蛋糕”(得票率為72.89%)、“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如何落到實處”(得票率為72.36%)。

　　對調查結果的初步分析

　　(一)前十項國家級難題中的八項集中于政治和社會領域，要實現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政治和社會領域的改革與發展亟需迎頭趕上

　　綜觀評選出的十項國家級難題，其中“腐敗多發高發，反腐不力亡黨亡國，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權力與資本結盟加劇，如何防范綁架公共權力”、“盛行官本位，如何解決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問題”、“既得利益集團阻撓不斷，如何推進關鍵領域改革”、“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如何落到實處” 五項指向政治建設，占比50%；“貧富差距過大，收入分配不公，如何科學分配好蛋糕”、“如何讓底層公眾買得起房、看得起病、上得起學”、“維穩越維越不穩，如何創新社會管理，保持社會穩定”三項指向民生與社會建設，占比30%，指向生態文明建設和經濟建設的各一項，分別占比10%。

　　數據表明，在公眾心目中，當前中國的國家級難題更多地集中在政治和社會領域，政治和社會領域的難題占十項難題的80%，遠遠高于經濟、文化和生態領域。梳理受調查者意見，以下幾種認識較為普遍，值得重視：經濟的快速發展成果要更公平地讓全民共享；一些計劃經濟下的體制機制還在運轉，社會結構滯后于經濟結構導致社會矛盾越來越凸顯，亟待改革；溫飽問題已經普遍解決，已不是公眾關注重點，當前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重在盼望更公平公正的體制機制，要有更清明的政治、更健康的社會，政治和社會領域的發展亟需迎頭趕上，真正實現“五位一體”全面發展。

　　(二)前十項中的四項難題直指公權力行使失范，規范公權力是關鍵

　　四項難題直指公權力行使失范，規范公權力是關鍵。尤其值得關注的是，22個國家級難題選項中，政治領域共有6個候選難題，其中5個都進入了整體排名的前十位，十項國家級難題中，指向政治領域的難題更是占比50%，社會公眾對政治領域改革、突破的高度期待和關注可見一斑。然而，具體分析這五項國家級難題，除“既得利益集團阻撓不斷，如何推進關鍵領域改革”之外，腐敗、官本位盛行、權力資本結盟、官員財產申報4項難題均直接指向同一個問題，即公權力行使失范的問題。面對這個結果，專家指出，“事實上，現在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是普通公民之間的矛盾，也不是公民和法人之間的矛盾，主要矛盾是官民沖突，是老百姓對公權力行使的不滿，對公權力違法違規不作為、亂作為的一種負面情緒。如果我們政策是公平的，法律制度是公平的，決策執法是公正的、合理的、合法的，我們的信息公開透明，不存在不作為，都能夠積極履行職責，很多問題可以及時地在基層、在矛盾萌芽階段就被消除或者化解”。

　　(三)不同地域、不同群體均把腐敗問題列為首要國家級難題，部分黨政干部對此卻相對麻木

　　從分群體調查(黨政干部、專家學者與其他)、分地區抽樣調查(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及不同的調查方式(網絡調查、紙質問卷)等不同角度統計出的調查結果中，“腐敗多發高發，反腐不力亡黨亡國，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選項得票率或得分均高居第一，可見腐敗問題已經成為不同地域、不同群體受調查者眼中的首要“國家級難題”。其中，腐敗問題的緊迫程度的分值高達4.15(滿分5分)，復雜程度分值為3.88，尖銳程度為4.03，在各自相應分值中均列首位。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強調：近年來，一些國家因長期積累的矛盾導致民怨載道、社會動蕩、政權垮臺，其中貪污腐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我們要警醒啊！

　　對此，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吳丕教授指出，腐敗問題嚴重侵蝕社會主義肌體，已在很大程度上阻礙著中國的發展，“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已成為執政黨與公眾的共識。不少受調查者表示，通過學習十八大報告及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對新一屆領導集體在未來幾年有效破解腐敗難題充滿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黨政干部面訪調查中，腐敗問題雖然也被選為首位，但相較于其他群體的選擇而言，緊迫程度、復雜程度、尖銳程度、關注程度的分值不高(分別為3.58、3.80、3.60、3.53，遠低于總體均值的4.15、3.88、4.03、3.95)。這可能說明黨政干部對于腐敗問題已形成“問題并不復雜，但就是解決不了”的麻木心理定勢，值得關注和警惕。

　　近幾年來，中央不斷加大反腐力度，但腐敗行為卻并未得到遏制，個別地方甚至出現越演越烈的態勢，充分說明了反對腐敗的難度。反腐舉措“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如何落到實處”選項入選“國家級難題”第十項，說明當前公眾對此寄予厚望，期待由此為突破口真正開創反腐新局。不少受調查者強調，家庭財產申報制度讓所有領域干部如實申報、登記主要家庭財產并公開，這樣便于公眾監督，相信此項制度的真正實行將給貪污腐敗行為以致命打擊，且不難操作，深得人心。

　　(四)不同地域受訪者對國家級難題的認識高度一致

　　本次國家級難題調查，受訪者覆蓋了中國大陸東中西部地區。我們對受訪者按照東中西部進行了聚類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地域的受訪者對國家級難題的排序高度一致(在22個難題中，有7個難題的排序完全相同，同一個難題，在不同地域間的最大排序差別微小)；對這些難題的緊迫程度、尖銳程度、復雜程度、關注程度的評分也大致接近(平均值相差在0.05%以內)。這說明，雖然不同地域之間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有差異，但公眾對黨和國家面臨的重大問題、挑戰的認識是一致的。換言之，不同地域受訪者的一致選擇也從側面印證，本次調查得出的十大“國家級難題”凝聚了公眾的共識。

　　另外，來自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生態環境地域的受訪者均將“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如何持續快速發展，做更多更大蛋糕”和“資源、環境、生態危機凸顯，如何建設美麗中國”列入自己選擇的前十位難題之中。這一方面表明，保持經濟可持續快速發展仍然是社會公眾毋庸置疑的重大關切，仍然是黨和國家不可動搖的中心任務，另一方面也說明轉變發展方式、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迫切。

　　不少受調查者指出，雖然勤勞智慧的中國人在短短幾十年內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但也埋下了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最突出的缺點是經濟發展方式依然粗放，投資率偏高，消費率畸低，全要素生產率相對維持在較低的水平。這種增長方式對中國有限的資源和脆弱的環境帶來了巨大壓力，亟須轉變。

　　(五)溫和人群更關注增量進步；理性人群更關注執政黨自身建設；激進人群更關注社會公平

　　為更深入地了解受訪者對國家級難題的關注方式，我們將所有受訪者對22個難題的緊迫程度、尖銳程度、復雜程度、關注程度所給出的分數的平均值(滿分5分)分成三個區間：平均值在2.5以下的為溫和人群，這類人群的激進程度最低，對現狀的滿意程度較高；2.5-3.5的為理性人群，這類人群既有較強的問題意識，也能用理性的眼光審視問題；3.5以上的為激進人群，這類人群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對國家、社會的變革抱有十分迫切的期待。通過聚類分析發現，這三類人群對國家級難題的關注各有側重：

　　溫和人群更加關注既有發展成果的鞏固和經濟社會的增量式進步。如，在溫和人群的選擇中，“如何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為現代化成果提供有力保障”列第11位，顯著高于理性人群(21位)、激進人群(18位)。又如，溫和人群將“如何既有效擴大民主參與，又防止劣質民主”列至第9位，而在理性、激進兩類人群的選擇中則均未進入前10位。

　　理性人群更清醒地認識到執政黨自身建設在國家級難題中的意義。如，在理性人群的選擇中，“在新的歷史階段，如何實現黨的建設科學化”列第6位，而溫和人群的選擇是第16位，激進人群更低至第19位。另外，理性人群的選擇中，“如何回到群眾中去，提升群眾的支持度擁護度”排第10位，理性人群對“如何正確看待黨內矛盾，增強黨內團結”的重視程度也顯著高于其他兩類人群。

　　相較于發展，激進人群更重視實現社會的普遍公平。如，隨著激進程度的提高，對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視程度也逐漸提高。尤其是在激進人群中，“貧富差距過大，收入分配不公，如何科學分配好蛋糕”超過腐敗問題，被視為首要的國家級難題。但“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如何持續快速發展，做更多更大蛋糕”，在激進人群中的關注度顯著低于其他兩類人群。

　　(六)未入選前十項國家級難題的問題同樣不容忽視，有些甚至更關乎根本，需要社會各界提高認識，推動解決

　　分析調查結果可以發現，國家安全、文化與價值觀領域的“國家級難題”選項得票率與得分均較低，普遍排名靠后。“臺獨藏獨疆獨分裂勢力始終不消停”在所有難題中列最后一位；“領土、領海糾紛等歷史遺留難題待解，和平崛起面臨挑戰”也沒有進入前十位；“如何構建國外聽得懂，國內受歡迎的新話語體系”的關注程度僅2.35，為所有分值中最低。

　　而事實上國防與軍隊建設、分裂勢力挑戰、話語體系建構等遠離日常生活的難題，與政治、社會領域的挑戰一樣不容忽視，有些甚至更關乎根本。對此，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蘇長和教授不無擔憂地指出：“如我們與西方國家發生沖突，我們可能不會輸在軍事戰場上，怕的是在輿論戰場上會輸掉。知識分子甚至一些黨員干部的思維和話語基本受美國灌輸的那套價值觀、歷史觀的影響，缺少自信心。”本次調查中受訪者對文化、價值觀領域難題的普遍較低敏感度，也印證了這種擔憂的現實意義。

　　中國共產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解決公眾關心、關注的難題是與生俱來的使命。雖然國家安全、文化、價值觀領域問題與公眾切身利益關聯度相對較低，在此次調查中并未進入前十項，但對于國家的強大、政治共同體的維系而言亦具有根本性的重大意義，同樣是社會各界與我們黨必須清醒認識、努力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