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視頻：蘭考政府耗資2000萬建辦公樓無錢建兒童福利院

　　核心提示：根據蘭考縣委宣傳部駐守賓館的工作人員介紹，縣城三家賓館都住滿了記者，宣傳部20多個工作人員全部動員“配合”采訪。宣傳部為記者們提供免費住宿，非但如此，每天晚上，縣委宣傳部還派員親自在賓館招待記者們，1月6日晚上的晚餐非常豐盛，滿滿一桌菜，因為量實在太多，很多菜幾乎都沒人動筷。1月7日，蘭考縣繼續在記者入住的開蘭酒店提供免費晚餐，記者們表示上碗面、炒飯即可。但呈上來的又是一桌菜，營業員說蘭考消費不高，這桌規格且不及前晚，不過五六百元。

　　五問蘭考

　　直到1月7日，蘭考縣民政局提供的數據仍然漏洞百出——7日蘭考縣民政局公布了袁厲害家庭享受低保的名單，但記者發現，這次事故中的8名死傷者均未享受過低保。在這一張享受低保的20個人員名單中，沒有發現一名死傷人員名字。其中僅有5名是與袁厲害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加上袁厲害本人才6名，剩余14名均不在與袁厲一起生活的孩童當中。那么，這14名享受低保者是誰？都在哪里？

　　袁厲害的女婿郭海洋是個一著急臉就紅的老實人，袁厲害會否因為這起事故“入刑”正成為爭論的焦點，郭海洋為此很焦慮，他內心期望岳母不要再收養，過正常人的生活就行。

　　“國家級貧困縣”的帽子絕不能為蘭考相關部門的惰政作擋箭牌。25年來，該縣民政部門到底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換言之，這起悲劇的責任主體到底是誰？蘭考缺錢，但蘭考的發展絕沒有到不穿“民政救助”的“底褲”就裸奔的地步。時至今日，當地沒有一座兒童福利院，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蘭考縣財政局自籌2000萬元，建設了蘭考縣財稅服務中心。

　　這幾天，隨著近百名記者的陸續到來，蘭考縣還發生了一些耐人尋味的事情。

　　根據蘭考縣委宣傳部駐守賓館的工作人員介紹，縣城三家賓館都住滿了記者，宣傳部20多個工作人員全部動員“配合”采訪。為新聞采訪提供必要的便利本是值得稱贊的一件好事，但蘭考縣的做法卻讓人大跌眼鏡——至少在記者入住的開蘭賓館，宣傳部為記者們提供免費住宿。不過，包括《新民周刊》在內的幾家媒體記者堅持自付房費。

　　非但如此，每天晚上，縣委宣傳部還派員親自在賓館招待記者們，1月6日晚上的晚餐非常豐盛，滿滿一桌菜，因為量實在太多，很多菜幾乎都沒人動筷。

　　就是這一天晚上，郭海洋一家的晚餐是稀糊糊，袁厲害則躺在病床上粒米不進。本刊記者坐在宣傳部的酒席上，如鯁在喉，難以下噎。有記者嘀咕：有這個錢，用到孩子們身上多好！

　　記者們拒絕飲酒，這頓飯的氣氛也是越吃越凝重，最終記者們早早離去，宣傳部工作人員站起身說：一定要吃好，招待好你們是我們的責任。

　　記者問這名宣傳干事，對“部分蘭考干部愧對焦裕祿”的評論作何感想。他神色尷尬，一時語塞。

　　1月7日，蘭考縣繼續在記者入住的開蘭酒店提供免費晚餐，記者們表示上碗面、炒飯即可。但呈上來的又是一桌菜，營業員說蘭考消費不高，這桌規格且不及前晚，不過五六百元。飯后，《新民周刊》堅持支付了餐費。

　　可見，蘭考缺的不是錢。

　　廣為詬病的還有，事故發生后，蘭考相關官員一直在試圖“撇清責任”，將臟水一股腦潑到袁厲害身上，將新聞通報寫成了領導的“政績簿”，并展開馬后炮式的作秀。

　　民政部目前在全國部署限期排查民間收養的隱患，蘭考也很應景地表態將嚴厲打擊非法收養。

　　其實，對蘭考而言，最迫切的首先是對照他們身邊現實的好榜樣——焦裕祿，展開充分的自我反省。

　　一問：非法？私自？默許？ 1月8日，蘭考縣啟動問責機制，民政局局長楊佩民、民政局黨組副書記李美姣在內的6名相關責任人被停職檢查。

　　“袁厲害擁有子女，經濟條件不足且沒有在民政部門辦理棄嬰收養手續，比照國家收養法的有關規定，其并不具有收養棄嬰的資格。考慮到袁厲害的做法是一種珍惜生命、社會擔當的愛心之舉，因此政府部門對其收養行為采取了默許的態度。鑒于袁厲害的實際經濟能力以及孩子的生存需要，此前蘭考縣民政部門先后為其家庭的20人辦理了低保，公安部門也給一些孩子辦理了戶籍手續，這些舉措是不符合規定的。”1月5日，蘭考縣副縣長吳長勝表示，“造成目前這種局面，與有關部門監管不力、有意放松監管有直接關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正是我們工作的漏洞。”

　　一方面，縣領導承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另一方面，民政部門的官員卻發表了一系列卸責言論。1月4日，蘭考縣民政局局長楊佩民表示，袁厲害是“非法收養”。遭到輿論譴責后，李美姣又將“非法收養”的說法改為“私自收養”。蘭考縣民政局認為造成袁厲害違法收養不能控制的更深層次原因是，全縣至今沒有一所兒童福利機構，到了“十二五”規劃才要在縣一級普及福利院建設。2012年底，蘭考申報的福利院建設項目獲審批通過，中央財政資金也已經初步到位。2013年全力建好蘭考縣社會福利中心。

　　25年來，本應承擔棄嬰救助之責的蘭考縣民政部門長期缺位，而不符合收養條件的袁厲害卻在靠一己之力苦撐。

　　“說俺媽非法收養，私自收養，俺不能理解，既然是非法了，怎么連110都把孩子往俺家送？”郭海洋質疑。

　　“明知道俺媽不符合條件，民政局早干啥去了？”郭海洋質問。

　　二問：不肯送還是不肯收？

　　1月7日，面對蘭考縣委宣傳部驅車送來的幾十名記者，開封市福利院從裝飾布置到員工狀態，無一不洋溢著濃濃的愛意，孩子們的面前被擺上了水果，員工們帶著他們畫畫。10個被從袁厲害家中轉移至此的孩子中有2個嬰兒睡在暖箱，3個因為智力缺陷專人看護，其余5個則被安排進了開封環城路小學就讀。

　　這所福利院有400個床位，目前只接受了兒童、老人230多名。開封市福利院院長王永喜神情“凝重”地表示，他5年前上任以來不下十次勸說袁厲害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來，甚至還邀請袁厲害參觀，每次參觀完，袁厲害都說條件很好，答應將孩子送來，但一回家就沒信了。“有一次我在她樓下等到凌晨1點，就為了等一句準話。”

　　李美姣仍然在竭力辯解，一方面她認為民政局有責任，但嚴格意義上來講并沒有默許袁厲害收養，而是為制止她的行為做了不少工作。在李美姣看來，問題的關鍵在于“袁厲害本人不同意把孩子送市福利院；年齡偏大的、有認知的孩子，也不愿意去。我們幾個部門去做工作，要正式把這些孩子移送市福利院時，袁厲害淚流兩行，說自己已經對這些孩子感情比較深，舍不得。另外，我們與會說話的孩子交流，孩子們哭，也不愿意走。我們當時還發生過口角，考慮到不激化矛盾，可以再緩幾天，慢慢來，分次分批往福利院送。”

　　2011年9月，河南省民政廳聯合開封市民政局、蘭考縣民政局和蘭考當地公安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再次去袁厲害家做工作，要她交孩子。那次，王慶喜接出了5個孩子。“孩子一帶走，她就非常痛心，她非常舍不得讓這些孩子走。對于這個收養的問題，我們也必須秉著以人為本。”李美姣說。

　　耐人尋味的是，王永喜還特意強調孩子們到福利院后看到零食就開心、聽說吃飯就不哭的細節，他認為，這說明孩子們在袁厲害那里沒有零食吃，甚至吃不飽飯。

　　兩位官員的話，讓郭海洋都氣不打一處來，實際情況完全相反，“俺媽是舍不得離開孩子，但又實在是沒能力養了，所以這些年不止一次去開封市福利院要求他們收孩子，但是他們要我們開證明、辦手續，你說這些孩子很多都是人家直接扔到家門口的，找誰開證明去？”

　　袁厲害告訴《新民周刊》，福利院收孩子是挑挑揀揀，腦癱、智障他們拒收，說沒法照顧，只要白化病與唇腭裂的孩子。

　　郭海洋表示不解，從目前火災后的迅速行動看來，開封市福利院從床位到軟硬件條件，乃至孩子們的入學問題都不存在任何困難。

　　“為什么事情一出，不需要任何手續、證明，就無條件把所有孩子都接受進福利院了？”

　　三問：要挾政府還是行政不作為？

　　1月6日，李美姣出具了一張救助情況說明，2004年、2005年兩年，民政局共救濟袁厲害家550元，2006年救濟5350元，此外，這三年還救助1200斤面粉、130斤舊衣服等。袁厲害因為從不記賬，記不清具體數字，但她證實，民政局也確實對她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幫助。表面上看，并不能指責民政局不作為，但實際上他們是付出極其有限的代價將大包袱甩向了社會，這是一種典型的行政消極行為。

　　有官員抱怨，袁厲害很厲害，帶著孩子到政府要條件，不滿足就鬧事。對此，郭海洋很憤懣，他建議民政局不妨公開：袁厲害到底要啥條件，又得到了啥好處了？他承認岳母曾經帶孩子去過民政局求助，那是因為孩子太多，實在沒法養活了。“即便鬧了，你為何就范，是不是你行政不作為理虧了？！”

　　2011年9月，“愛心媽媽”袁厲害被義工組織舉報后，蘭考縣民政局曾公開回應將采取三點措施來保障并提高袁厲害所撫養孤兒的生活質量：

　　一，本著為所撫養孤兒有更好的生活狀況出發，通過與袁厲害協商，并經其本人同意，把近期收養的5名棄嬰送交開封市社會福利院養育。

　　二，為給孩子提供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對袁厲害養育數年，暫時難以割舍的孤兒，蘭考縣民政局將建立臨時安置點。蘭考縣民政局還將聘請幼師、醫生、殘障老師等對孩子進行身體檢查和心理輔導，并與兒童福利機構建立互動機制，讓這些孤兒感受兒童福利院的生活，進而讓他們產生進入社會福利機構生活的意愿，從而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

　　三，蘭考縣民政局在此通過新聞媒體呼吁社會各界的愛心人士加入到對這些孤兒的愛心救助當中。同時，蘭考縣民政局會將這些孤兒的生活情況不定期向社會公開，并接受社會各界監督。

　　很遺憾，這些承諾中的后兩條淪為空頭支票，以至于悲劇發生。

　　四問：救助站做什么用的？

　　2011年河南省民政廳、財政廳下發的一份通知中稱，2012年孤兒基本生活保障補助資金，蘭考縣預算“提前通知部分”159萬元。2012年，上述兩部門再度發文稱，下發孤兒保障補助資金84萬。文件專門提出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分別補助，每人每月共350元。但袁厲害收養的孤殘兒童，并不在“孤兒補助”之列。因為文件規定非民政部門認定，私自收養的部門和個人，收養的孩子不屬“孤兒”之列。蘭考民政部門認為袁厲害不放人，致收養的孩子難送福利院，無法享受孤兒補助。

　　蘭考縣只有一座救助站，前身為收容遣送站，成立于上世紀50年代，2007年前后搬遷新址，占地3畝，20余間房子，投資七八十萬，每年的運營費用是12萬左右。但這里卻顯得很冷清，站長聶杰介紹，救助站有6個工作人員，救助對象并不包括棄嬰，主要是成人，經費多花在遣返所需的火車票上。

　　2011年9月份，縣民政局確實按照當初的三點承諾在救助站建立了棄嬰臨時安置點，然而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在一年的時間里，救助站只收到過一兩個棄嬰。站長聶杰說，此前也有人將棄嬰送到救助站，他們勸說對方將棄嬰送到縣民政局或開封市福利院。

　　而按照管理規定，棄嬰送到福利院必須到公安局報案，警方立案調查后出具證明，然后再到民政局開證明，過程相當煩瑣。這也是人們為何更傾向于將棄嬰直接送到袁厲害家門口的道理。

　　郭海洋疑惑，“我不知道救助站起什么作用，為什么只有出事后才能發揮作用？”

　　五問：數據偏差說明了什么？

　　關于袁厲害到底收養了多少孩子，蘭考縣短短三日內三次更改數據，令人困惑。1月4日，民政局第一時間提供的一份材料稱，目前和袁厲害共同生活的孩子共有34人。材料還詳細標出：“34名孩童中，男孩21名，女孩13名，其中病殘兒童16名。”由于算上死傷的8名孩子在內，最終只發現了18名，媒體不斷追問剩余的16名孩子的去向，提供材料的李美姣解釋火災發生后，急著向有關領導匯報袁厲害收養棄嬰的基本情況，就從電腦里出了個材料。后來發現，“34人的數據是前兩年的統計，當時太過匆忙，所以出現了偏差。”李美姣對工作方面的失誤給大家造成的誤解表示歉意。

　　然而，1月6日，她又再次更改了說法，“剩下的16名被收養者，我們有專門的工作人員組成調查組，調查他們在做什么。根據我們的調查情況，現在他們有在外面打工的，有在外面就讀的。”李美姣說，這16人在袁厲害收養的34人中，都是年齡較大的，已是成年人了。

　　數據的偏差表明，至少近兩年來，蘭考縣民政局對袁厲害收養兒童的動態并沒有及時跟進掌握。

　　另一個驚人的消息是，蘭考縣民政局于7日下午公布袁厲害家庭享受低保名單。但記者發現，這次事故中的8名死傷者均未享受過低保。在這一張享受低保的20個人員名單中，沒有發現一名死傷人員名字。其中僅有5名是與袁厲害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加上袁厲害本人才6名，剩余14名均不在與袁厲一起生活的孩童當中。

　　那么，這14名享受低保者是誰？都在哪里？該縣宣傳部一名工作人員解釋很雷人，他說反正20名低保都給了袁厲害，雖然大部分享受低保的人員沒有與袁厲害一起生活，但錢是袁厲害領的，這些錢可以用到身邊沒有享受低保的孩童。

　　傷心欲絕的袁厲害說，她要將低保全部還給政府。“孩子都沒了我還要低保干啥？”

　　嗚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