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重量級學者”的病逝
與焦連偉的情況相似，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煥也是在正當壯年時不幸病逝。
今年46歲的高文煥，被視為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的重量級學者。
2004年2月20日，黨中央、國務院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2003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
大會。高文煥作為清華大學6位代表之一，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及表彰。
資料顯示，由高擔任第二完成人的“加速器輻射源移動式集裝箱檢查系統系列的研制及產業化”項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
2004年春節，高文煥上岳母家拜年。細心的岳母察覺他身體異常，便當面問起。他稱可能患上糖尿病。但這并未引起家人包括他自己的重視。
同年4月，高被確診為肺腺癌，而且已是晚期。在醫院治療9個月后，高文煥去世。為其診斷的醫生表示：由于錯過了最佳治療時機，最終沒能挽回他正當壯年的生命。
電機系那位不愿具名的教師表示，雖然學校會定期對教師進行體檢，但從兩方面反映出的情況顯示這種體檢形同虛設：一是受體檢條件限制，一些疑難病癥不可能查出來；二是多數教師為科研項目、會務、公派外訪等所累，實際上錯過了體檢機會。
“他總是太忙了。”妻子陸靜華說，高文煥經常凌晨三四點才回家睡覺。
高所在工程物理系，實施產、學、研一體化，故他身兼本系教授、“粒子技術和輻射成像國家專業實驗室”副主任，同方威視股份公司總工程師等多個職務。
而熟悉高文煥的人如此描述其狀態：嘔心瀝血、廢寢忘食。他所在研究所為照顧科研人員身體，規定晚12點前辦公室必須熄燈。但如果沒有人催，高時常通宵達旦地工作。
高文煥在臨終前對一位同事說：“如果再活5年時間，我就能和同志們一起繼續完成項目。”但這一愿望并未能完成。
“他們太累太焦慮”
“房子，孩子的教育，經費，職稱，真的會把人壓得喘不上氣來。”工程物理系一位教師說。
以焦連偉為例，在過去6年時間里，焦一共參與了12個科研項目。先后參與指導研究生13人，本科生2人，同時還負責5門課程的教學工作。
妻子王瑋介紹，焦5年多來從未有超過兩天的假期。
2月1日，已是學校放假后的第5天，但電機系的孫宏斌老師還在加班加點，他甚至舍不得抽出半小時接見一個遠道而來的朋友。
此前一周，他全力處理同學焦連偉的善后事宜。“耽誤了太多時間，再不加班就會失掉一個部委的項目。”孫說。
在清華西主樓、東主樓，至今仍有年輕的教師在通宵達旦地加班。
由此形成的一種現象是，40歲之前努力升至教授，而身處教授之位后，還得拼了命地搞研究。
“認為自己是元老不再加班是天經地義的。在清華沒有這種說法。”陳壽孫教授說，一種長久以來形成的機制，要求不同層次的老師盡其所能，這就是清華的環境。
醫學專家認為，這些年輕教師遭遇兩個轉型：社會轉型和身體轉型。社會轉型使他們焦慮，身體轉型讓他們多病。如果不重視并克服這些問題，他們隨時可能累倒。
“他們是累倒的一代，太累太焦慮了。”北醫三院一位職業病方面的專家說。
破碎家庭的善后難題
1月29日，在清華大學電機系樓梯口的一個宣傳欄內，貼滿了公告。
一張光榮榜、一張教職工為海嘯受災國捐款榜、一張訃告、以及一張關于為死者家屬捐款的倡議書上，無一例外地均有“焦連偉”這三個字。
在讀研究生小武不禁潸然淚下。“應該為焦老師家屬做點什么。”他說。
電機系教職工的捐款倡議書描述：“(焦連偉家人)對前途感到十分渺茫，以后的住房、孩子上學等都會遇到困難，感覺到了從未有過的生存壓力”。
一個問題是，按目前的相關規定，焦連偉不能以“工傷”善后，這意味著無法獲得賠償。
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辦公室一位女士也表示，高文煥老師的死有多方面原因，可以公費醫療，但不能享受“工傷”賠償。
另外按清華的內部規定，焦連偉去世半年后，其租住的公寓必須騰出來。“就是校長，也必須按此規定辦。”電機系辦公室一位人士說。
王瑋女士已向校方提出三點要求：一是希望妥善解決她個人工作問題；二是解決一套兩室一廳的住房，或住在原公寓不動；三是讓正在清華附小上二年級的兒子繼續享受清華職工子弟一樣的待遇，直至完成學業。
電機系辦公室一位人士表示，目前系領導正在協商處理此事。針對王瑋的工作及孩子教育問題，目前系領導已口頭答應，但仍需校方領導批準。而住房問題可能相對困難。
2月2日，高文煥的愛人陸靜華帶著17歲的兒子外出購物。
“整整9個月了，沒給孩子買過一樣東西。”陸女士說。在過去的9個月里，她一直陪在丈夫的病床前，而現在，她的所有希望都在兒子身上，“因為欠他的太多了”。
這個春節，這兩個破碎的家庭，各自留下一個兒子，一個遺孀。
絕非個案的“過勞死”
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是，類似焦連偉、高文煥這樣英年早逝的事件絕非個例。
1月5日凌晨4時許，中國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學者蕭亮中在睡夢中突然大口大口地喘氣，5分鐘以后他與世長辭。
據《南方周末》報道，擊倒這位32歲年輕人的，是過度的勞累和生活壓力，以及他內心郁積著的難以言表的焦慮。
1月26日，新華社發表長篇報道稱，“我國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的山東大學全息生物學研究所所長張穎清，不幸于2004年10月20日英年早逝后，在科技教育界引起強烈震動。”有關知識分子過勞死問題，其實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集中暴露，當時的蔣筑英等人英年早逝，一度引起中央重視。但不幸的是，時隔20年后這仍是一個嚴酷的社會問題。
上海社科院最新公布的“知識分子健康調查”顯示，在知識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識分子的平均壽命從10年前的59歲降到調查時期的53歲，這比1964年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北京人均壽命75.85歲低了20歲。
據報道，針對張穎清事件，國家發改委原副司長嚴谷良高級工程師、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任振球研究員等6名老科技工作者聯名寫信呈報中央，痛陳我國科技和學術管理中的一些嚴重弊端，呼吁深化科技管理體制改革。
國際上對“過勞死”的普遍定義為：一般認為，過勞死是因為工作時間過長、勞動強度加重、心理壓力過大、存在精疲力竭的亞健康狀態，由于積重難返突然引發身體潛藏的疾病急速惡化，救治不及，繼而喪命。
日本已將“過勞死”列入工傷范疇，但我國相關法律無此規定。
2月21日下午6時許，清華大學校長辦公室一位教師表示，校方目前尚未就兩教師的善后事宜最終表態，但他相信，一定會處理好“這兩宗意外事件”。
“百度”一下“過勞死”，相關網頁達63200篇。2005年1月下旬，清華大學兩名中青年教師相繼去世，醫生診斷認為，死亡與其超負荷壓力有關。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