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王梓 主 持
近期，海外媒體對中國的關注持續升溫，《財富》、《華爾街日報》、《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美國版)、BBC、CNN等等主流媒體紛紛推出大篇幅報道，“中國世紀”、“中國崛起”、“中國的技術革命”迅速成為熱門話題。
中國的迅速發展也成為美國關注的戰略重點，“未來是
否屬于中國”這樣的問題不僅為媒體所矚目，而且亦成為美國國會討論的專門議題。美國人在取得了伊拉克戰爭的勝利之后，突然發現了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崛起的中國，這令人不由聯想到中國曾經輝煌的歷史。更準確地說，中國文明正在復興。
中國復興的信心來自26年改革開放的成功。改革開放成功的秘密何在？成功還能持續多久？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那么，中國的技術革命和經濟飛躍會否帶來針對美國的“中國挑戰”？這些問題都值得中美雙方深入思考。
近期，本報特邀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福格爾(Robert William
Fogel)、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副教授文貫中共聚“21世紀北京圓桌”第50期，就以上問題進行了討論。
未來大國格局中的中國智慧——暢想中美30年
30年后的位置
《21世紀》：30年之后的世界經濟格局中，兩國的位置將怎樣？
林毅夫：30年后，我國的經濟規模可能會和美國一樣大，但是我們的人均收入水平還是比她低，所以我們還是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美國還會是高收入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可以利用后發優勢來維持快速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到那時，我相信我們在很多產業會很有優勢，而發達國家已經不再具有優勢，那時我們要加強研發，成為這些產業新產品、新技術的提供者。
福格爾：我想在未來幾年內，中國市場很有可能成為一個巨大的單一市場。我預計在20到30年內，中國市場將會超過美國市場和西歐市場，而且我認為沒有什么能阻礙這個結果。一個巨大的與美國、西歐和拉美互動的中國市場，意味著這幾方都能自由交換彼此的產品。
很顯然，當前美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被低估了。原因在于政府官員沒有充分地考慮到教育和醫療健康的發展對于經濟的推動作用，也沒有將之作為計算GDP時的考量因素。我認為，美國在過去一個世紀GDP的增長率，應該是3.6%
而不是現在公布的2.0%。我要強調的是，即使中國和其他的新興工業國家，能在今后持續保持6%-7%的經濟增長率，我并不認為科技領袖的角色，會從西方轉移到東南亞，當然我也不排除這種可能性。原因在于，美國聚集了世界上最優秀的科學家，其在生物制藥、基因、能源生產、信息技術等方面的優勢不可比擬。美國將在未來繼續占據著科技水平的頂尖地位。
無論如何，新世紀中，能看到國家間科技領域的競賽，將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李稻葵：我的估計是四分天下，一個是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占世界四分之一的經濟活動；中國應該也是四分之一；歐洲國家長期以來都是四分之一，300年前是四分之一，現在也是四分之一，比較穩定；還剩下來的就是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前三個區域形成三大統一的市場。
胡鞍鋼：實際上過去我們過度地美化了美國，神化了美國，然后又盲目地崇拜美國，歷史常常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從當代現代化歷史看，更像前浪推后浪，后浪更比前浪高。第一代市場化陣營的人口大體有7億多人口，但是那是處于空前的冷戰或者局部戰爭時期；而中國、印度加上俄羅斯再加上轉軌國家，將近有27億到28億人口加入到市場化陣營，形成第二代現代化的顯著特征，面臨的另一種意義上的戰爭是世界上最大的就業戰爭，全世界制造業就業人口1.8億，中國占有9000萬，這是整個問題的核心。
中國、印度和轉軌國家進入市場經濟，實際上是眾多就業人口的加入，必將形成非常殘酷的競爭，背后本質的因素是資本的流動，現在看來全世界大洗牌過程中國際資本投票給了中國。與其說中美之間的對立是意識形態，不如說是國際資本和中國的勞動力相結合，形成轉軌國家或者新興市場國家同發達國家的勞動集團的利益沖突。所以說盡管美國今日實力強大，技術水平極高，但是在就業市場的競爭中已經明顯地顯示出其致命弱點。
福格爾：中國模式和美國模式正在聚合。我想中國市場是充滿活力的。長期來看，我也不認為這種聚合會有任何問題或出現矛盾。中國變得愈加富有時，對美國也越有利。中國可以制造出更多相對廉價的產品給美國，而美國經濟也會做相應的調整，以保持其產品及服務的比較優勢。
在美國，制造業在萎縮，這種情況會持續下去。與之相適應，美國今天制造業的從業人數已比一百年前少得多了。這就意味著在某些工業領域，工人面臨著失業，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而且將成為美國的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想辦法讓這些工人轉行或轉業，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著眼于對工人的再培訓。當然，這也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例如西歐就曾經經歷過這一過程。一些制造業已經失去了競爭力，因為它們制造的產品沒有優勢，而人們可以買到更價廉物美的相同產品。而這正是三個世紀以來，經濟發展的動因。我想，政府已經有很多經驗去減輕這種過渡過程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當我在上海時，看到生產別克車的工廠，看起來甚至比美國的都要好。別克車價格也很便宜，只有1萬美元左右，即使加上運輸費，還是很便宜。現在，中國已經出口這些車去東南亞了，也許有那么一天，中國的車能銷往底特律。
應對未來的智慧
《21世紀》：基于這樣的未來，我們該如何處理中美兩國的政治、經濟關系？
李稻葵：在美國，那種認為中國早晚會不行的觀點，尤其在美國的精英階層，這種心態特別強烈，可以說在美國越成功的人士這種心態越強烈。這種心態是深入骨髓、很難調整的，所以導致了兩國政治上的不斷摩擦，而政治上的摩擦又不斷帶來經濟上的摩擦，所有兩國的經濟問題都有政治的背景。所以在處理中美兩國的關系上一定要有全局的觀念，匯率、貿易摩擦、購買企業這些相對于大局而言都是小事，要認清楚它背后的東西，從全局上考慮問題。
林毅夫：對我們而言，當然要創造一個有利的和平環境，因為對我們來講只有和平才能發展；美國當然會制造障礙，因為它是“獨霸”。因此在處理與美國的關系上我們一定有智慧，一方面要做到有理有據，另一方面，要像小平同志說的，繼續“韜光養晦”。
有很多人認為中國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崛起，跟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崛起，有很多類似的地方。因為原來英國是霸權，美國還是相對比較落后的國家，到19世紀末開始追趕，到20世紀超過英國。中國現在當然也有這種快速追趕的態勢，但是我覺得，中國跟美國比較起來有不利的地方也有有利的地方。不利的地方就是說，在1870年的時候，美國的人均收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達到英國收入的75%，所以它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然而我們現在按匯率計算只有美國的4%，按購買力平價算也只有美國的15%左右，差距非常大。
第二點，當美國開始追趕英國的時候，按購買力平價算，美國的總體經濟規模已經超過英國，而我們現在就是按購買力平價算，也只有美國的一半，所以我們總體的經濟實力與美國比較差距非常大。
第三點，當美國在追趕的時候，英國不是唯一的霸權，因為歐洲的其他國家，像德國、法國基本上跟英國是并駕齊驅的，所以英國的那種被美國超過的失落感不那么強。
第四點，美國當時本身也是一個霸權國家，因為在1860年的時候，他們的艦隊就敲開了日本的大門。
第五點，美英在文化上、在政治體制上的一致導致它不會被妖魔化，而我們的政治體制、文化與他們是不一樣的，所以不能理解我們的問題，這是我們不利的地方。
但有利的地方是，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后發優勢比當時的美國大，只要利用好這種后發優勢，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逐漸完善上層建筑使之與經濟基礎適應，尤其現在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如果能貫徹執行，我們快速發展的潛力會比美國當時還大，而且我們人多，增量的規模大，這也是一種優勢。
胡鞍鋼：早在2001、2002年分析美國經濟的時候我就提出，中國更多地依賴于美國，1980年代初對美國的出口占GDP的比重不到1%，但到2000年達到10%，現在已經接近17%。從中國的角度來說并不希望美國不好，中美雙邊的貿易已經達到7個百分點，從美方收益來看是14個百分點，因此中國不好影響美國，美國不好也同樣影響中國。
我個人希望美國應該改革也應該開放，因為改革就是結構性的、開放性的，開放性的就不能夠回到貿易保護。1980年代初期，日本的競爭力提高，美國和日本的之間的貿易赤字出現以后，美國開始時也是拿日本做替罪羊，20年以后同樣的問題又出現了，所以美國不應該把中國作為替罪羊，把中國看作是三大問題的根源，而是應該認真地認識到自己的問題，通過改革開放，調整心態。美國遇到的最大的問題不是醒來的中國，而是迅速崛起的中國，這對美國意義很深，到目前為止也沒有辦法對付或者適應迅速崛起的中國，我個人的看法，沒有答案就是答案。
中國發展非常之快，遇到的挑戰和問題之多是人類歷史上沒有的，因此中國領導人、學者要不斷地創新，要走出自己的路。中國在國際事務、社會發展目標中應該起關鍵性的作用，第一是進一步減免對一些落后國家的債務，第二是幫助這些落后國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第三很重要的就是開放市場，第四個就是中國要從原來的主要的受援國轉變為捐贈國，援助落后國家；最后要進一步總結自己的經驗，同發展中國家分享。通過自身的努力加強南南合作，南北對話。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