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白
8月6日，李剛應邀參加《民事訴訟法》修改與完善律師研討會，就《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中關于公益訴訟制度的設計，李剛有話要說。
新京報：《建議稿》的設計跟你的設想很不同嗎？
李：與我的設想差距比較大，我提出了修改意見。比如，它規定公益訴訟只能由檢
察機關、國家機關和團體提起，同時團體還要獲得受害人委托，可操作性不強。而且公民個人不能起訴，那就是說，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個人就不可能起訴。
新京報：你設想的公益訴訟制度是怎樣的？
李：第一、允許公民和特定組織對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向法院提起訴訟，不要求他們和事件有利害關系；第二、法院在立案收費、審判過程中要有別于其他訴訟；第三、判決具有廣泛約束力等。
只要不是無事生非、胡攪蠻纏，法院就應該認為它是公益訴訟，不適用訴訟費敗訴方負擔的原則。
新京報：公益訴訟制度是不是還應包括訴訟成本問題？假如公益訴訟只賠上時間和金錢，有多少人愿意打這樣的官司？
李：這里涉及公益訴訟費用補償與激勵機制。我最近也在思考這個問題。至少有幾個措施對促進有公益精神的原告積極訴訟有意義：免收訴訟費、敗訴不用賠付對方的訴訟費、國家對公民個人提起公益訴訟的費用贊助、勝訴后對被告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一部分賠償金直接判決給原告等。
新京報：實行公益訴訟制度需要如何推動？
李：首先是立法問題。需要法律聯動，民訴法、行訴法和國家賠償法等都要修改。
目前，公益訴訟制度跟現在法律制度相沖突。
新京報：請舉個例子。
李：現在法院判決只對當事人產生約束，但公益訴訟不僅對當事人有效，還對大眾有效。比如我這個案子，還有許多人交了費，就不應該一事一判，法院可以公告，讓曾經交了費的公民拿著票據來登記，直接適用判決。
旁白
李剛1991年起從事法律工作，但打公益訴訟官司還是頭一回。他建立中國公益訴訟網，自稱已經收集了不下20個專題，準備就一些條件成熟、具有公益屬性的社會問題再上法庭。
新京報：我看了一些關于“進津費”訴訟的報道，對你的描述很簡單：“公民”，這是你的要求嗎？
李：在國外，公益訴訟被稱為公民訴訟，所以我認為用“公民”比較恰當。其實我更愿意以一個學者的身份來參與這個事件。我希望大家不要關注我個人，而關注公益訴訟該如何立法，這個事件如何解決。
新京報：你更傾向表明學者身份，是為了突出你的知識背景和視野嗎？
李：對，因為公益訴訟不是書齋里做出來的，需要在實踐中去推動。
新京報：“中國公益訴訟網”是你個人在做嗎？
李：是的，我希望它能成為公益訴訟研究的平臺。一些法學院的學生對公益訴訟很有興趣，網站可以吸引大家一起來做研究，哪怕是發表一些小文章，都是積極因素。
新京報：你的同道中人有多少？
李：三四個人吧。
新京報：如何吸引別人呢？
李：有些是興趣所至，有些是利益所至。利益不一定是經濟利益，還有學術利益，因為公益訴訟研究是處女地，理論上都很膚淺，一旦他們的興趣轉移到這兒，可能會取得突飛猛進的成果。
新京報：那你是被學術利益吸引嗎？
李：不！我個人做學術并不擅長，我更期待其他有能力的學者在這方面做出成績。我自己則是一腳在理論的邊緣，一腳在實踐的邊緣。
新京報：下一個起訴的目標是誰？
李：做了再說吧。
新京報：選擇目標時考慮哪些條件？比如訴訟成本？
李：公益訴訟可以分為行政公益訴訟和民事公益訴訟，行政公益訴訟相對成本較低，所以我圈定的目標相當多的是行政機關。民事方面我在關注一些環保問題，正在游說一些環保組織，建議他們嘗試。
新京報：打公益官司需要很大勇氣嗎？
李：每個人不一樣，如果壓力太大，我只需要轉換一種生存方式就可以了。
新京報：聽起來你好像對公益訴訟結果有些悲觀？
李：我的態度是樂觀的，不考慮一次兩次的輸贏。“進津費”這個官司，現在媒體報道出去了，有那么多人發表評論，就算最后我輸了，也是有意義的，也是一種推動，推動政府不再犯同一個錯誤。
新京報：你提起這個訴訟，會不會被認為是故意炒作呢？
李：這樣的事情可能被視為炒作，但它是良性的，從社會效果來看是積極的。假如有人這樣認為，我相信每個公益訴訟都值得炒作。這也許是現在對公益訴訟的原告所能提供的惟一激勵了。（笑）
本版采寫本報記者賴顥寧
本版攝影實習生高松
編輯：林彥婷
